“微中心”这个提法有其时代背景和时代特色。中国城镇化从大开发大建设时期逐步走向了精细化和精明增长时期。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下，提出符合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有利于规划建设实践部门找到切入点和重点。中国当前城镇化水平接近60%，城镇化速度已经由高速变成中高速或者中速，甚至我们判读到2020年左右可能变为中缓速，开发建设的规模、尺度也随之调整。所以“微中心”概念可能是一种新的理念。浙江的特色小镇和“微中心”有类似之处，是符合浙江经济转型需求的一种提法，有其地域性。京津冀地区的城镇化相对浙江来说滞后一些，河北要转型升级，天津要能级提升，北京是功能疏解，在这样的大格局下，“微中心”成为适应于一系列调整动作的结合点。“微中心”的内涵应该很丰富，它的载体应该有不同的类型，可能是既有的功能区、产业区，通过提升改造植入新的功能、新的平台，来推动这些区域的再发展和品质提升。借鉴国际上的一些经验，“微中心”的建设要遵循几个规律：
第一，不管“微中心”建设在哪，是什么功能载体，它首先要和区域发挥核心作用的主导城市的发展阶段进行联动。英国的卫星城、法国的新城、东京的业务核都市等，实际上都契合了当时各个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背景，契合不同背景下都市空间重组的需求。“微中心”建设也与所处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北京、天津、河北的城镇化水平不同，工业化路径也有明显区别，应契合京津冀区域差异化特色来引导“微中心”发展，明确其功能定位、规模以及布局。
第二，“微中心”要承载就业和人口，其功能选择和引导有一定的规律性。观察一些国际城市周边新城的发展路径，比如伦敦，建设了四代卫星城，每代卫星城有其产业发展脉络。最早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卫星城市，是适应一战后英国再工业化需求，通过工业化的产业聚集来形成小的卫星城，规模不是很大，发展得不是很理想。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伦敦的全球化步伐加快和国际地位提升，产业结构调整为金融、贸易等服务业，原来的卫星城也很快从发展第二产业调整为服务业。所以，卫星城也好，“微中心”也好，在不同时期应选择不同的方向，应该有清晰的路径，这样才能更快地形成集聚效应，才能和整个区域有更好的契合度和联动效应。现在北京、天津对标的城市，是诸如纽约、伦敦、波士顿、巴黎等国际化大都市，其实是在寻求全球化路径。这些国际化大都市周边地区不仅仅是承接核心城市功能转移的载体，而是有可能直接通过良好的区位条件实现对外联络，一步步跟全球其他城市发生联系。因为这种区域有长期基础设施建设的积累，有各种功能的植入，系统比较完善，所以有能力很快对接上区域的和全球的资源，从而选择一种合理的聚集方式，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中心城市转移什么就承接什么的概念。当然我们也知道，京津冀区域内部的落差巨大，不太可能像一些西方城市一样扁平化地承接更多的功能，“微中心”建设要遵循落差和现实性，契合区域自身特点，应该适度集中、高效，成为引导区域发展的增长级。京津冀是一个一亿人口的城市群，北京的功能向外疏解转移，只是这个区域的发展动力之一，区域发展中还有很多别的动力，天津的国际港口、航运、物流体系也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唐山、沧州、石家庄也有各自的工业化路径。“微中心”的建设，要促进各种力的契合、融合和交流，对整个区域的功能体系构建起到促进作用。
第三，“微中心”布局应更多地依托轨道交通网。投资建设有一个回报期，没有3-5年，甚至十年八年，不可能形成一个聚集的地方，所以应该以线串点形成联动发展的局面，推动城镇体系的优化。一个大区的组织，有圈层结构，但圈层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和不同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区域治理模式等相关。从国外经验来看，伦敦、巴黎30公里的圈层很关键，城市设施的外延和一些重大功能的构建，在这个区域范围容易形成互动关系。在东京，这个圈层的范围更大一点，是60公里，这与当时轨道交通网的形成有关。当然，也有像纽约这样的超大半径扩展模式，其圈层可能是在120公里尺度，交通不是通过高铁或高速公路，而是通过直升飞机或商务飞机，这个模式在现阶段中国不能实现。
第四，“微中心”可以新建，也可以依托既有城镇。京津冀有天津滨海新区这样的平台，既是自贸区，又是国家级新区，在承接各种功能方面有优势。北京周边也有不少平台。在不同尺度和圈层的城镇都有承接各种功能的可能性，从而成长为“微中心”。如果新建“微中心”，应该坚持高标准，点不宜太多，而是要针对某一类型的功能，有方向性、有目的性、自上而下地推动建设，要有精品特色，按照绿色城市、生态城市、森林城市、智慧城市等标准来建设。
最后，“微中心”建设应该形成一些政策和制度的保障。虽说我们要倡导市场选择和市场机制，但京津冀的行政架构复杂，需要一些特殊的政策层面的引导，来推动一些功能疏解与集聚。在一些地方法规特别是规划建设的法律法规方面，应该给予专项的引导。比如日本的工业转移、办公空间转移、居住空间的转移都对应着相关的法律体系，有工业转移办法、办公空间调整的税收办法等，这些特殊的政策能够促进一些特殊功能的发展。在开发建设模式方面，倡导PPP等社会融资模式，为“微中心”的合理分布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支撑，同时解决政府债务负担比较重的问题。
(本文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城市规划师徐辉在“微中心”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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