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价值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国家自主创新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是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选择和根本动力。
(一)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引领我国参与全球创新竞争的重要使命
全球新一轮科技创新竞争日趋激烈，各国都纷纷加强创新部署，抢占创新竞争制高点。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发达经济体加强创新部署，纷纷推出创新战略，谋求和巩固在全球创新竞争中的有利地位，抢占未来科技竞争制高点和掌握国际话语权。比如，美国发布2015版《美国国家创新战略》，启动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计划10年打造45个制造业创新中心，优先发展先进制造、精密医疗、大脑计划、先进汽车、太空探索等九大领域。欧盟制定实施“地平线2020”战略，重点发展信息通信技术、纳米技术、先进制造业、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和空间技术等领域，致力于成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国家联合体。日本提出《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2014——为了创造未来的创新之桥》，重点推进信息通信技术、纳米技术和环境技术三大跨领域技术发展，使其成为日本产业竞争力增长的源泉。
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全球科技创新竞争中的地位亟待提升。2010年我国GDP超日本正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对外技术依存度偏高。比如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缺芯少基”现象比较普遍，我国80%左右的芯片依赖进口，其中高端芯片进口率超过90%。我国缺乏生产圆珠笔头上“圆珠”所需的模具钢，虽然每年生产380亿支、占全球供应量90%的圆珠笔，但90%的笔头需要从日德瑞进口。在航空航天领域，我国的高性能飞机发动机严重依赖进口，大多是外资、合资品牌。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我国人均GDP由2000年的930美元跃升到2015年的8016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目前我国已处于中高收入阶段，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爬坡期。从国际经验来看，二战以后，全球只有少数经济体成功从低收入水平迈进高收入水平，而许多国家却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报告指出，1960年全球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共有101个，到2008年，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13个国家或地区进入高收入经济体，所占比重为12.9%，有高达87.1%的国家尚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1]。究其原因，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不成功，没有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
(二)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有助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支撑以创新为导向的世界级城市群建设
由单一创新城市向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创新城市群演进是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的一个重要趋势。美国旧金山湾区通过知识和技术在区域范围的扩散与外溢，促进创新资源在城市之间优化配置，形成以硅谷为核心的包括旧金山半岛、北湾、南湾和东湾四大板块的创新型城市群。东京都市圈由都心三区(千代田区、港区和中央区)等核心城市功能外溢，带动7个副都心、3个外部新都心、22个业务核都市等区域创新发展。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不能仅靠自身，需要京津冀大区域合力建设，就是要推动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资源在京津冀区域范围内优化配置，推动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效能更充分地向周边区域辐射释放，促进京津冀三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深度融合，打造跨区域创新网络，提升区域整体创新能力与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打造创新型城市群。
发挥首都创新辐射带动作用，构建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出路。京津冀三地在发展阶段、公共服务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落差，导致北京周边地区产业对接困难，北京发展效益出现“导弹式外溢”，很多产业转移直接绕开津冀地区，转移至长三角地区等。从国际城市群发展经验来看，缩小京津冀区域内部落差，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引领作用，通过区域协同创新，优化京津冀内部产业梯度，提升津冀承接北京产业的能力。同时，近些年京津冀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对三地发展模式形成倒逼机制，需要京津冀三地必须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扭转过去依赖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外延发展模式，转向依靠创新创业效能释放、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发展模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有效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三)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对于北京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加快实现经济动能转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治理“大城市病”等新形势，对首都经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加快推动非首都功能疏解，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努力实现“瘦身”。另一方面，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促进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的深度调整，加快形成“高精尖”经济结构，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提升创新发展能力，将有助于北京率先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形成创新引领发展模式，加快经济发展动能转换，实现更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提供强力支撑。
二、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存在的深层问题分析
(一)科技改革的协调性、综合性不足，与系统化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要求还有差距，影响科技创新效能的释放
当前，科技改革已经走向了跨越科技领域之外的多领域的协同改革，近年来北京科技改革仅局限于科技领域，与之配套的社会领域改革进展比较缓慢，不能适应科技创新发展的需要。比如，与引进外省市人才相关的户籍制度、外籍人才出入境管理、外籍高层次人才和行业高级人才从工作居留向永久居留资格转换的机制等改革进展迟缓,对科技创新人才引进带来一定的障碍;个人所得税政策设计与鼓励科研人员创新的激励政策不相匹配，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股权激励的个人所得税递延纳税政策还不够完善，没有体现出对从事科研智力劳动的鼓励和支持;科研经费管理改革的瓶颈尚未突破，目前科研经费管理机制都将工资及津贴视为科研人员取得智力贡献报偿的唯一方式，工资标准不是按照市场规律而是参照公务员薪资标准序列确定，将“智力贡献报偿”排斥在科研项目经费支出构成之外，等等。
与此同时，各级政府部门围绕科技创新的工作配合协调性不足，政策执行没有形成合力，存在相互抵消的问题，对科技效能的释放带来较大制约。比如,科技部门制定的人才引进政策需要教育、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公安等部门配合解决,或者科技部门制定的科技园区规划需要发展改革、土地、规划等部门协调，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统筹机制，造成很多科技创新的规划或政策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首都创新资源整合面临体制机制障碍，难以形成有竞争力的、差异化的创新产业集群
创新资源分散不利于园区的差异化发展和创新产业集群的形成。从创新要素来看，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之间的创新资源，以及中央企业与地方之间的创新资源缺乏有效的统筹，围绕创新链、产业链的长效合作机制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样就无法集中优势资源、形成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的合力。从创新空间载体来看，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和引领本市创新发展的主战场，但是作为行政管理机构的中关村管委会则缺乏对各分园的有效统筹管理手段。由于分园对各自园区的土地、人才、资金等资源的使用掌握较大的权力，中关村管委会在园区规划、产业布局等方面制定的政策对园区发展和产业集聚的引导作用则不强，导致各分园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同质化竞争倾向。
同时，由于中关村各分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之间的产业关联不足，不易获取与之相配套的公共服务供给，因此也很难建立促进产业发展的生态系统。比如建立了围绕生命科学领域的产业集群，则可以提供专业化的公共检测实验平台，实现园区集群企业资源共享。此外，由于园区数量过多，各园区发展参差不齐，同时都在使用“中关村”一个品牌，也会影响中关村品牌及各个分园区品牌的塑造，这对市场的渗透力和对资源的吸引力都会大打折扣。
(三)与新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管理服务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存在着难识别、缺乏有效监管、服务不到位等问题
新经济在带来新市场、新规则、新观念、新环境的同时，也对政府的服务管理提出了新挑战。对共享经济、互联网经济等新经济形态认识的敏感性、包容性和驾驭能力不足，就有可能导致对新经济的识别和判断出现差错。比如阿里巴巴总部的选址问题，马云起初创办阿里巴巴时曾经分别寻求北京、上海两地政府的支持，但由于两地政府对电子商务发展的敏感性认识不够，导致马云最后选址杭州，致使两大城市失去拥有中国最大电子商务总部企业的机会。新经济往往对旧经济产生冲击，以P2P、余额宝等普惠金融及“滴滴”打车等专车服务为代表的新业态，立足互联网技术实现了商业模式创新，提高了市场配置效率，改变了旧有的市场规则。而这类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在市场准入、市场监管等方面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针对“滴滴”等网约车出台的政策，表现出政府对新经济形态缺乏足够的包容和有效的保护。
(四)未能建立起适应创新创业的文化理念与价值体系
目前，北京科技创新领域还缺乏足够的创新理念、创新观念和创新文化的有力支撑，出现了较为突出的短期化、逐利性问题。从创新主体层面看，北京很多创业者似乎还没有寻找到创新创业的精神家园和精神来源。与美国科技创新最发达的硅谷相比可以发现，硅谷创业者一般大都具备强烈的探求心和好奇心，往往有一种直接动力驱使他们去创新创业，创业成功后的成就感和自豪感也成为他们追求和奋斗的目标，获取经济利益则属于次要考虑的因素。而中关村创业者则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特征，一是模仿性赚钱模式成为创业者普遍存在的主流现象。比如中关村的“独角兽”企业，这些企业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进入门槛相对较低的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之间不仅互相抄袭模仿现象严重，而且还都带有明显的追逐短期经济利益的特征。二是很多创业者缺乏对创新价值的理解，也不具备投身创新的耐心。从政府层面来看，过度追求GDP增速和获得短期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以及更重视短期经济利益的考虑，对于形成适应创新创业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的也带来一定的影响。
三、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思考
(一)深化创新改革，完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
当前，《京津冀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点方案》已获国务院批复。这是国家赋予京津冀先行先试改革的责任使命，也是北京深化改革的重大机遇。但是，这一方案只是给区域改革指明了方向，真正的改革实践要来自于基层，需要发挥基层的创新性、创造性和探索精神。从北京现阶段看，当前北京创新发展面临着诸多体制机制约束，创新发展个性问题和共性问题交织，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难以适应现代创新创业发展要求，创新制度和政策供给与企业需求还存在不对接、不匹配的问题。因此，要注重强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通过“一揽子”顶层设计，通过全面、系统、综合改革，最大限度释放科技人员创新活力，最大限度地提升科技创新动力，最大限度释放区域创新发展潜能。未来北京深化创新改革，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重点突破。
一是围绕“人”来改，围绕着如何把人才聚集起来改革，围绕着如何把人的活力激发出来改革。比如，积极探索对符合条件的外籍人才允许永久居留或给予一定期限的居留许可，允许外国留学生在我国高等学校毕业后进行创新创业活动等;建立健全市场化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建立以能力、业绩和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对从事不同创新活动的科研人员实行分类评价;建立科研人员智力补偿机制，完善财政科研项目劳务费、间接经费管理方式，结合科研人员工作实绩，合理安排间接经费中绩效支出。
二是围绕着“企”来改，把全市高科技企业、央企研发机构、高校科研院所、非公组织等各种创新主体的活力激发出来，为它们减负，为它们减压，把捆绑着的“手脚”放开来。比如，最大限度发挥市场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打破制约创新的行业垄断与市场分割，破除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发展的市场准入障碍;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放宽创业创新活动的注册登记条件，实现创业创新便利化;落实创业创新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通过财税政策促进创业创新活动蓬勃发展。
三是围绕着“环境”来改，构建一个最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生态体系。比如，打破一切不利于创新创业各种掣肘，清理、废除一切过时的、阻碍创新发展的政策规定;加快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大力发展研发中试、检验检测、技术交易等各类科技服务机构，积极构建面向中小微企业的专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完善覆盖创新链条全过程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引导社会资本共同设立天使基金、创投基金、产业基金、并购基金等子基金，增加创业投资资本的供给;营造浓厚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充分发挥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激励创新创业的重大作用。
(二)强化资源整合，实现一批核心关键领域重大创新突破
近年来，北京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原创性成果，在全球创新格局中正在从“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跨越。比如在移动通信领域，2G、3G时代我国处于跟随的地位;4G时代，由大唐电信等北京单位主导的TD-LTE标准已成为世界两大主流4G标准之一，实现了与世界的并肩起跑;5G时代，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大唐移动等北京科研单位正积极参与并主导5G国际标准制订，同时在5G关键技术研发上取得了重要成果[2]。
但与国际知名的创新型区域相比，北京创新资源整合能力还不足，原始创新能力还不强，缺乏颠覆性创新成果。比如生物医药领域，我国仿制药占比达到90%以上，我国正在使用的高端医疗器械中，90%的超声波仪器、磁共振设备、心电图机，85%的检验仪器，80%的CT、中高档监视仪都是外国品牌。新材料领域，以特钢为例，我国粗钢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但特钢生产比例仅为5%左右，远低于世界15%-20%的平均水平，许多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需要进口[3]。未来要立足服务国家创新大局，加强高端创新资源整合和聚集，争取在科技前沿领域和共性关键技术领域实现一批重大技术突破，抢占全球制高点。
一是加强央地合作，统筹布局重点领域原始创新。全力支持配合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实验室、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重大科学计划在京实施;集中力量实施脑科学、量子计算与量子通信、纳米科学等大科学计划，引领我国前沿领域关键科学问题研究，加强对信息科学、基础材料、生物医学与人类健康、农业生物遗传、环境系统与控制、能源等领域的支撑，力争取得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始创新成果。
二是推动首都各区精细化、差异化创新发展，优化首都科技创新布局。城六区重点推进基础科学、战略前沿高技术和高端服务业创新发展;城六区以外的平原地区重点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创新发展;山区重点实现旅游休闲、绿色能源等低碳高端产业创新发展。同时，加快推进中关村科学城、未来科技城、怀柔科学城“三城”建设，形成更强大的创新增长极。
(三)聚焦重点领域，培育若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近年来，北京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取得了较好成绩，对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增强。比如2014年北京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较上一年增长17.9%，高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11.7个百分点，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62.7%[4]。但由于缺乏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生态体系不完善等原因，北京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规模较小，产业集群效应也不明显，对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仍有待提升。未来要聚焦重点领域，培育若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一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突破高性能计算、石墨烯材料、智能机器人等一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关键共性技术和核心瓶颈技术，形成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国际标准，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打造一批拥有技术主导权的创新型产业集群。
二是加快培育新经济形态优势产业。提高对共享经济、互联网经济等新经济形态认识的敏感性、包容性和驾驭能力，推进新产品、新服务、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成长，着力培育一批新经济形态龙头企业，加快形成一批新经济形态优势产业。
(四)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辐射带动区域创新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动形成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立健全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共同打造引领全国、辐射周边的创新发展战略高地。当前，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中还存在不少障碍，比如三地人才等创新要素难以自由流动、创新合作点多分散、跨区域创新成果产业化过程中面临政策对接和利益共享难题，等等。未来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要重点把握以下三个方面的着力点：
一是聚焦重点区域，打造一批共建创新合作平台。比如，以中关村为依托，与河北、天津形成特色化对接，按照产业集群的理念，选择重点区域开展试点示范，集中对接产业，形成竞争优势、品牌优势，通过打造京津冀科技园区链，带动京津冀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服务链的形成。发挥首都科技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孵化等科技创新环节在周边地区集中疏解，打造一批创新型“微中心”。比如，依托宝坻区高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础，着力推动中关村科技创新成果在宝坻产业化落地，打造高科技成果转化型新城。
二是以打造类中关村创新生态环境为目标，加强资源共享和政策对接。积极推动三地科技创新资源和成果开放共享，促进创新创业要素有序流动，引导北京创新创业服务资源向河北、天津延伸服务。比如，中关村的北大创业训练营、36氪、创客总部、YOU+国际青年社区等创新型孵化器签约落户天津、河北，给当地带去了新鲜的创业理念、优质的创业服务、丰富的创业资本帮助当地汇聚创业项目。推动中关村先行先试政策重点合作区域共享，进一步明确“1+6”、“新四条”等先行先试政策中要推广的具体内容，争取将其推广到京津冀重点合作区域。
三是加快弥补北京周边区域两块“短板”，增强对创新要素的吸引力。一方面要强化“硬条件”建设，加快推进以市郊铁路为核心的区域交通体系建设，构建大容量、快速化、一站式、低票价的市郊铁路，形成1小时通勤圈，提升区域交通承载能力。另一方面要强化“软条件”建设，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集中疏解，缩小区域公共服务落差公共服务。在国家层面上，应着力解决户籍制度、高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瓶颈约束，消除津冀公共服务发展中的隐形壁垒;同时要加大对河北、天津公共服务资源投入的倾斜力度，促进京津冀公共服务的均衡化、一体化发展。在北京层面上，要进一步加快推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向津冀地区的疏解，通过名院建分院、名校办分校等方式，带动区域公共服务水平整体提升。
(五)实施双向开放创新，建设全球创新网络重要枢纽
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创新资源，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一条重要路径。过去北京科技创新的思路更多是关注对外来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吸收，输入型内向开放式创新对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北京要把握时代的新特征，推动双向开放创新，积极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建设全球创新网络，提升自主创新的战略层次，提高在国际科技竞争中的主动性和话语权。
一方面要继续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推进创新服务理念、服务标准与国际接轨，进一步加大国际优质、高端创新资源的引进力度。比如，依托国家“千人计划”、北京“海聚工程”等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平台，引进一批掌握关键技术、引领新兴学科发展的科学家和创新人才。
另一方面要加快“走出去”，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构建全球创新网络。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建设海外研发中心等创新载体，支持有实力的文化创意、工业设计类总部企业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利用国际先进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比如，联想集团设立了北京研发中心、美国罗利研发中心和日本大和研发中心，打造“全球创新三角”。鼓励北京科技型龙头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同时发挥科技型龙头企业作用，以重大战略项目为依托，带动关联中小科技型企业共同“走出去”，提高产业链、创新链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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