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北京服务业经济规模逐年扩大，首都服务型经济发展格局日益凸显。2017年，全市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80.6%，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84.7%，服务业已成为全市经济稳增长的主要支柱。从全市服务业产值分布看，实现增加值主要来源于中心城区，2016年朝阳、海淀、西城、东城四区服务业实现增加值占全市的比重达72.3%。从全国竞争力看，北京市服务业经济规模与集聚程度均居全国首位，金融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三大重点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一、北京市服务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服务业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但总体上相比国际大都市，北京市服务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仍有较大差距。
服务业发展质量效益不高，国际竞争力有待提升。相比国际大都市，北京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企业经营效益较低，部分重点行业差距更为明显。从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来看，全市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为21万元/人 ，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化大都市相比，无论是服务业经济规模还是生产效率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纽约州、伦敦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分别是北京的4倍、2.9倍。从服务业细分行业来看，发展质量效益与国际都市相比差距更加明显，全市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仅为纽约州的1/5、1/8、1/10。另外，全市服务业企业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也有待提升。《2017中国跨国公司100大及跨国指数》显示，北京市共有45家跨国公司入选，服务业企业仅9家。同时，北京服务业企业全球市场份额占比也较低，如工商银行境外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仅7.7%，远低于花旗银行的50.1%;百度全球市场份额仅为1%，远低于谷歌的92%。
服务业发展新动能尚处于培育阶段，整体经济增长乏力。近年来，全市在互联网+、平台经济、分享经济以及创客经济等方面发展势头迅猛，服务业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涌现，持续引领全国服务业创新发展。但是，目前北京服务业各领域新业态尚处于发展培育阶段，规模体量较小，如网上零售额占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仅为18.6%，短期内很难形成对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同时，全市正在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部分批发零售业、物流商贸等传统服务业领域加快腾退，给全市经济增长带来一定挑战。另外，当前服务业领域的创新主要是商业模式创新，缺少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这种创新所产生的附加值相对较低。
新业态监管压力大、难度高，监管政策与统计模式亟待创新。当前，服务业新业态监管的难度大、成本高，随着“互联网+”业态的快速发展，非法集资风险、信用风险、共享单车违规占道、网络无证餐饮、发生纠纷缺乏可遵循法律法规等一系列问题也随之而来，且新经济发展变化较快，保障出台的相关行业标准和监管政策动态更新的压力也比较大，新经济监管手段亟待创新。同时，服务业领域新经济统计监测面临“分不开”、“难测算”等问题，《北京市新经济活动类别(试行)》共涉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中16个行业门类、471个行业小类。其中，这471个行业小类中有348个带*号的行业小类，而在实际统计工作中这些带*号的部分新经济活动缺乏明确的界定标准，且按照目前的统计报表制度，在统计测算时尚不能对规模以上法人单位以外的企业实现“可核算、可叠加汇总”的测算要求，这样就难以从整体上了解全市服务业新业态发展趋势。
服务业主体活力不足，开放化、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目前，在金融服务、健康医疗服务、文化教育服务、商务和旅游服务、科技服务等诸多领域均设立了外资限制或禁止条款。下一步需要进一步扩大外资开放规模与深度，推动服务业实现高端化、品牌化和国际化发展。同时，民营服务业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面临诸多发展瓶颈。一方面，在电信、金融、文化等服务业领域，民营企业尚无法顺利进入;另一方面，在可进入的服务业领域，民营企业也缺乏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例如民营服务业中小企业在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在额度及利率方面，往往被区别对待，往往要付出更高的资金使用成本、人力资源成本、外部监管成本等。
与国际城市和企业需求相比，服务业发展营商环境有待优化。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目前的营商环境短板主要体现在办事流程多、耗时长、费用高、法治化市场营商环境不完善等方面。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16~2017年中国 营商环境排名全球第78位。同时，城市基础设施服务水平与服务业高端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城市整体运行效率亟需提升。比如，北京目前依然处于全国第一拥堵梯队，通勤交通拥堵时间成本高;北京的地铁运营里程长度位居全球前列，但单位面积地铁线路长度低于上海、纽约、香港等城市。
二、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措施建议
探索服务业扩大开放新一轮政策创新。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对标开放标准更高、发展更好的国际大都市、金融中心城市，探索在重点区域试点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以及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的重大举措。积极争取跨境电商试点政策纳入到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新一轮政策体系中，在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中关村等部分重点区域开展先行先试。积极申请建设以首都国际机场、北京新机场为主体的空港型自由贸易港，同时联动天津港实现共同发展。
创新适应服务业新业态需求的政府治理。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加快推进智慧政务建设，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等客户端，多渠道开展相关政策解读，促进企业及时获取政策信息。探索开发企业手机APP客户端，整合各项政府服务事项，提高办事效率。运用大数据、云平台、云服务等新技术，建立“互联网+”智慧监管平台，建立经营异常企业名录、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等，形成与税务、法院等部门联动的信用惩戒机制。积极调动行业协会、产品用户等参与监督管理的积极性，构建多元化行业监管机制，同时针对服务业跨界融合发展新特征，要尽快建立部门联合监管机制。
加快推进服务业新空间载体建设。加快推进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中心区、南苑-大红门、新首钢、丽泽商务区、新机场临空经济区等新功能区开发建设，为服务业新动能培育提供新的载体空间。强化规划引导，结合北京新城市总规要求，高起点、高标准地编制或调整好各新功能区发展规划强化项目准入管控，引导服务业资源要素差异化布局。超前规划建设城市配套设施建设，遴选重点功能区建设一批集商业、休闲、公共配套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
完善服务业新业态统计监测体系。结合《北京市新经济活动类别(试行)》，对市内服务业新业态进行全面梳理、细分归类、创新设置，进一步细化新兴业态统计范围和分类标准，建立北京市服务业新业态企业统计名录。创新统计调查方法，加强大数据、云平台等新技术应用。创新统计信息数据反馈、发布和解读机制，加快构建新业态监测评估指标体系，并大力开发可视化统计监测产品。
构建与完善服务业发展支持政策。落实好“北京十大高精尖产业发展指导意见”、《关于加快培育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北京市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行动计划》等已出台的各项服务业支持政策。针对现有政策空白，加快制定出台相关服务业支持政策。比如，加快研究出台中心城区腾退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指导意见;探索在全市范围内进行用地性质调配，适当增加商服用地、新兴服务业用地，支撑创新创业企业、新业态等服务业新经济发展;借鉴国内外城市旧地更新的成功经验，研究制定引入社会资本参与腾退空间再利用的相关运营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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