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5月15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造成北京“城市病”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空间结构缺陷与交通结构缺陷的双重叠加，这一问题对于正在实施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将产生影响。

　　京津冀两个问题最突出

　　赵弘对本报记者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日前获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全面启动。目前，京津冀协同创新正面临重要的战略机遇。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主要以问题为导向，目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当中，面临最突出是两个方面的问题。”赵弘说，一是北京的城市病，北京由于功能过多，布局不合理，造成人口集聚、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城市病非常严重;二是站在大区域角度来看，京津冀地区传统产业比重过大，使得整个区域环境污染问题比较突出。

　　赵弘说，在天津和河北，传统工业占主导的地位，第二产业占到了GDP的50%以上，特别是重工业占工业的比重在80%左右，这种产业结构决定了这个地区能源消耗大，环境压力大。

　　赵弘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推进区域创新合作，打造京津冀创新共同体，形成大区域的创新功能分工和创新的产业分工。一方面北京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必须依托京津冀大的空间区域，释放首都创新资源。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区域协同创新，天津和河北才能全面优化产业结构，解决环境问题。

　　但在以往，京津冀三地合作障碍比较多，合作条件不是特别具备。赵弘说，北京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和轨道交通体系严重不足，北京的城市病一方面过早爆发，另一方面使得这种结构没有发挥出中心城市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没有有效带动京津冀地区共同发展。

　　“‘93版规划’，北京市提出13个卫星城和10个边缘集团，这个思路非常具有前瞻性，符合伦敦、东京国际城市在发展过程当中的经验，但是我们看到，卫星城基本上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就在于没有抓住根本的核心要素。”赵弘说，“‘04版规划’又提出新的规划‘两轴两带多中心’，目标是要建设若干个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的多中心的新城，这个思路也没有错，应该说瞄准多中心的发展也是北京的出路，但是我们认为依然没有抓住核心的路径。”

　　交通体系缺陷致城市病

　　赵弘认为，北京“今天的城市病这么早就爆发，原因就在于整个城市的交通体系存在着结构性、根本性的缺陷。”

　　他说，从国际大都市轨道交通发展经验来看，15公里半径以内的核心区以地铁为主，15～30公里近郊区以快线铁路为主，30～70公里远郊区以大容量、一站式、便捷、低票价的市郊铁路为主，70公里以上以城际铁路为主。这个结构是非常科学的，中心城的密度很高，市郊快速线和市郊铁路与中心城的密集地铁形成无缝衔接，快速换乘，能够把周边区域带动起来。

　　“而北京地铁是什么样子呢?”赵弘说，在中心城体现在密度太低，远远满足不了要求。东京的出行地铁承载了80%的客流，北京只承载了不到20%，这就是倒二八结构，是城市病非常重要的原因。

　　北京交通的第二个缺陷是市郊铁路发展落后。伦敦、纽约、东京、巴黎在周边有很多这样的卫星城或者新城，通过市郊铁路分别联系起来，但是北京恰恰没有。北京只有107公里到八达岭的客运专线，“这恰恰是北京没有和周边郊区，特别是和河北这些城市联系起来最核心最根本的原因”。

　　“正是由于城市空间和轨道体系这两个根本性缺陷的叠加，使得北京城市病提早爆发，没有办法带动周边的发展，只能是自己关起门来，在四环外不断摊大饼。”赵弘说。

　　区域重点示范和改革创新

　　北京市社科院的调查研究显示，近十年涌到北京的人大概590万人，没有均衡布置在北京行政区范围内，朝阳区占了21.5%，海淀占了16%，朝阳、海淀和昌平三个区占了52.6%，同样是北京市的行政范围内，延庆、平谷和密云三个区加起来只有2%，微乎其微。

　　研究发现，北京与周边区域发展落差大，周边地区产业基础薄弱、发展环境差。2014年北京、天津人均GDP分别是河北的2.5倍和2.6倍。北京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而天津、河北仍处于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加速时期区域内部产业对接困难。北京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不突出，2007-2013年，北京输出到外省市技术合同中，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占比从19.9%下降到4.4%，技术合同成交项数占比从11.2%下降到9.5%

　　赵弘认为，北京解决城市病，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定要从城市病和京津冀整体问题根本原因分析，这样才能抓住关键。

　　赵弘建议，综合考虑北京现有城市规模、高铁技术以及周边城市空间区位、资源条件、城市配套等因素，同时考虑到北京西北环山的自然条件，可以在北京周边50-90公里范围内，特别是沿着铁路干线，选择基础较好的几个区域重点示范。

　　在具体措施上，向东选择天津宝坻(距离70公里)、向南选择永清(距离98公里)、向西南选择涿州(距离71公里)，集中力量打造3-4个“科技创新新城”支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首都高校、科研院所建分校和科研分支机构，支持企业建设创新中心，实现北京创新资源向“科技创新新城”的定向植入。

　　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赵弘认为，应着重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如利益共享、共建园区、共建基地、重大项目联合投资、收益怎样分配、高新技术互相认证、跨地区市场开放问题、实验室平台共享问题，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环境标准的统一等一系列的改革创新应该作为下一步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