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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赵弘:条件成熟时 应集中疏解一批行政资源

添加时间:2015/07/29作者:来源:

  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目标下,应该如何布局,又有哪些难点需要突破?本报专访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弘。

  “北京要想高效运行,需要补齐两个短板”

  北京晚报:京津冀协同发展,您认为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赵弘:我觉得现在有这么几个难点,或者叫需要深化的部分。

  第一个是推进规划实施的工作机制,还需要有探索、有创新。现在规划已经制定了,但是到底怎么落实,我认为还是应该有一个具体的推进主体。这个主体不仅是中央最高层面的领导小组,还应该有一个各部委和三地政府参与其中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能够把各个部委和地方政府联系在一起的协调组织,通过这个组织,我们能够动员更多的资源参与。我认为应该由国家发改部门来牵头做这样的工作。

  因为现在看起来,很多工作不是京津冀三地就能够协调的,更多的还是部委。在北京各种资源当中,中央层面的资源占了三分之二还要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组织结构,很多工作就难以落实或者没有抓住主体。

  第二个紧迫的难点,就是建设符合城市规律,符合区域城市群发展的快速轨道体系。前一段时间,我们充分调研了廊坊地区和周边的县市区,从掌握的情况看,现在最为紧迫的,就是周边城市和北京缺乏基本的交通条件。

  北京晚报:近年来北京及周边一直在发展公共交通,为什么说京津冀地区还缺乏基本的交通条件?

  赵弘:根据我们研究的成果看,北京要想高效运行,需要补齐两个短板。第一个,中心城要提高地铁的密度,基本做到500到600米就有一个站。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采取比较有效的经济杠杆手段。比如收取更高的停车费、拥堵费,限制小汽车进入城区。

  但是现在迫切的制约因素就是我们的地铁密度不够,满足不了人们改变交通出行方式的要求。你不让老百姓开车,他没有替代产品。那么你收拥堵费,社会的接受度就差,而且确实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

  从国外的经验看,这也是大城市必经之路。比如东京它的地铁密度很大,机动车出行算下来,每一辆汽车年运行里程还不到我们的一半,人家的车辆就是节假日用一用,平常时间都坐公共地铁体系上下班。

  第二个短板就是能够把北京的市郊铁路加快联系起来,最近不是说规划地铁通到了固安、燕郊,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是这依然不符合城市规律,为什么呢?因为你从固安还是哪里也好,如果站站都停到达北京,耗时过长。为了建设周边的新城或者叫微中心,我们必须建设能够到达中心城的一站式的、大容量的、低票价的、高速化的轨道交通。

  这个短板补起来后,一方面中心城的一些功能就可以疏解出去,另一方面,周边可以和北京合作,建设一些产业孵化器,很多新的产业功能也可以到这些新城区发展。

  “大容量、高速化、一站式、低票价,几个特征必须同时存在”

  北京晚报:也有一种看法认为,交通承载力提高了,只会提高城中心区的人口数量。

  赵弘:现在存在一种看法,认为北京如果打通了和周边城市的断头路,建设了快速的轨道体系。可能使得周边的人到北京的便捷度提高,北京的人口集聚会更多、城市病更严重。我认为这是一个认识误区。

  到北京来发展的人,交通便捷只是一个因素之一,并不是说路一通人都到这来。逆向看,北京往外疏解和周边形成协同发展,特别是形成合理的功能分工的话,交通则是前提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其他一切都实现不了,所以我认为这两个权重是不一样的,不应该用前者混淆人们的视听,使得我们滞后交通发展。

  从国际情况看,凡是国际化大都市,都能和周边形成这种交通联络,比如说纽约就有3000多公里的市郊铁路,伦敦也有3000多公里。我就想起来我15年前到加拿大多伦多,看到这种景象,上班期间有很多人从火车站涌出,然后进入地铁,然后进入写字楼,下班了又从写字楼进入地铁又进入火车站,然后回到了他的居住地。我就问导游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是他们住在卫星城坐的火车班车。

  北京晚报:就像通勤车。

  赵弘:对,通勤车,就是上班时间连续密集地发送,下班的时候也是密集地往回发送。这个可能比较符合这种特大城市的规律。

  北京晚报:在之前的规划中,北京也曾经构想过建设卫星城或者说新城,但最终结果并不算理想。

  赵弘:卫星城建设我们研究完以后得出三个结论,就是北京的卫星城,方向很对,思路正确,也符合国际很多城市的惯例,但是我们有三条没有抓住。

  第一个就是空间距离上,卫星城与主城之间,应该三十到七十公里之间的距离,太近形成卧城,太远没有吸引力。卫星城与主城之间应该以绿色隔离带区分,不是摊大饼一样连成一片。

  第二就是卫星城与主城之间,要有交通通道。这个非常重要,卫星城和主城中间一定要通过大容量、高速化、一站式、低票价的交通体系联系起来,这几个特征必须同时存在。所谓一站式,就是中间不能停,中间有站,就会形成摊大饼的局面。

  北京晚报:就像现在北京与通州、昌平等地区的局面?

  赵弘:对,从这个意义上反思,地铁站站停,结果是把城市摊到沿线了,把绿化隔离破坏掉了。而且,站站停就会很慢,从北城坐到南城几个小时出去了,这不符合这个城市的发展要求,一定要以人为本构建一个一小时交通圈,或者一个半小时交通圈。

  还有第三点就是要控制新城或者卫星城的规模,这个卫星城的规模要控制在你住在其中,15分钟就可以抵达交通枢纽。

  北京晚报:但又一个问题是钱从哪来,轨道交通成本比较高。

  赵弘:对,现在成立了一个京津冀加铁路的基金,用这个基金在建设。但这个基金的规模我认为不够,没有体现出“三地四方”这样一个概念。应该拿更多的资金,同时要把它看成一个更大的开放平台,应该能让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

  “条件具备的时候,应集中疏解一批行政资源”

  北京晚报:说到京津冀协同发展,很多人都会想到北京的疏解。但现实我们看到,“请人走”也很困难。

  赵弘:现在要厘清市场跟政府的关系,就在于哪些资源政府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哪些资源是市场主体的一种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能发挥作用的一个是行政机构,一个是事业单位,第三个是央企总部,这三个层次的资源政府可以更多地动员。要让人愿意走出去,政府应该做好三件事情。

  第一个,是从顶层设计到推进机制这个建设工作,要形成强大的规划引导能力和社会宣传力量。

  第二是要着力来构建硬件条件和软件条件,比如说硬件条件就是我们说的轨道体系,软件条件就是公共服务。

  第三是通过经济杠杆的形式,通过资金的投入,引导资源的迁出。

  这是政府做得一般意义上的工作,那么可以着重做的,就是等基本条件比较具备的时候,应该把一些行政资源、一些事业单位资源集中疏解。

  北京晚报:集中疏解应该怎么去做?

  赵弘:比如说北京的行政资源建设一个政务新区,或者类似于行政副中心这样一个定位,在这个区域来集中建设。因为政府资源本身就有很强的带动能力,能够把资源带动出去。

  集中疏解以后,公共服务也就有了市场需求。那么再集中疏解一些功能服务的资源,例如教育医疗,它就形成一个对接。这样短时间内,我们不仅提高了被疏解地或者叫承接地的公共服务的水平,也增强它的引力。

  因为公共服务资源非常有限,周边的空间又非常无限,如果希望周边公共服务都达到像北京市内的这种公共服务水平,那是不现实的,不要有这种乌托邦式的思维。必须脚踏实地的,在有限的空间上来布局,用有限的资源在短期内提高某一地区的公共配套水平。

  此外,还要解决存量和增量的关系,要以增量控制为重点。因为存量的疏解需要过程,难度大成本高,甚至面临一定的风险,我们应该把控制增量继续增加,减缓城市病的恶化程度,作为主要任务。

  “强行外迁市场,不是真正的疏解”

  北京晚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专业化市场能否可以迁出。

  赵弘:我觉得批发市场也需要集中化疏解。要集中化疏解、定点疏解,以品牌移植为核心,以保护品牌、保护市场为它的核心内容。不是简单地从北京撵出去,也不是多点布局。

  多点布局分散了资源,也很难实现交通的便捷。市场需求一分散,商户无法实现盈亏平衡,他就没有外迁的动力。强行地把它迁出去,就意味着破坏,这不是真正的疏解。

  我们到河北的调研发现,现在河北开辟了一些市场,但是都是河北人在经营,北京市场的人并没有转过去,实际上没有起到疏解作用。

  北京晚报:此前也曾有新城规划,但在规划落实中,因为利益的因素,新城与中心城区之间不停地加点,最后变成了摊大饼。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规划实行中,会不会再次出现这种问题?如北京与河北某地之间的轨道交通,逐渐加站,形成新的“大饼”?

  赵弘:确实存在这个风险。规划应该有一定刚性、权威性。现在我们的规划,往往被各种利益主体所左右,它的权威性、严肃性得不到保障,规划就失去规划引导的作用。北京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体现出了这个问题。因此今后要强调规划的这种刚性、约束性,这也回到了最开始的问题,需要一个国家牵头的机构来保证规划的实施。(记者 吴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