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我们曾在本专栏上警告，金融业纾困和经济刺激计划的庞大经济成本，将大大削弱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推动投资支出和医疗与福利改革的能力。我们认为，随着联邦债务进一步猛增，随着我们对外国资本的依赖进一步加大，我们的经济安全将会下降，尤其是相对中国而言。

    我们当时提出一个简单的补救方案：竭尽全力创造1900万个就业机会，以达到接近充分就业的状态。我们确信，只有大力创造就业、复兴制造业，我们才能维持生活标准，美国才能继续保持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并创造足够的财富来偿还小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留下的1.1万亿美元债务及新增债务。

    唉，如今我们得创造2100万个就业机会，而且任何诚实的评估都会得出如下结论：我们仍未制定出大力创造就业的战略。我们没有扶持制造业和加快生产力增长的长远计划，我们的经济刺激措施中没有包含致力于培养健康、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有素的工人的目标。此外，我们至今仍未采取必要措施去纠正步入歧途的贸易政策。这些贸易政策令美国出口企业面对数不胜数的非法补贴、汇率操纵，以及失衡的购买国货规定和环境标准。

    现在我们面临一种非常现实的前景：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反冲”——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你要么没有第一时间解决导致衰退的问题，要么没有从实质上减轻由此引发的经济困难。

    楼市存在二度崩盘的危险，这可能导致全美一半房屋的价值变得与抵押贷款额相当。（目前美国30%的房屋业主已经陷入房屋价值低于房贷余额的境况。）我们很可能看到新屋和汽车销售继续处于停滞状态，企业支出和投资保持平缓——尽管这一环节对于经济复苏至关重要。

    我们刚刚度过的这十年(2000-09)，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状况最糟糕的十年，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9%，远低于此前六十年的3.9%。从就业增长方面来看，在这十年里，非农业就业人数减少了0.8%；而在1940-99年的六十年里，非农就业人数每十年平均增长27%。

    其它一些预警信号也表现糟糕。最令人警醒的先行指标之一，是有关全美商业卡车柴油燃料费用的每周报告，这项指标与全美经济活动水平密切相关。最近的一些数据显示，这项费用大幅下降，且降幅远大于预期。其它指标包括：银行贷款持续紧缺、银行破产案不断增多，以及所有地区的市政债券评级均被下调。

    为推动经济实现可持续复苏，政府和国会本可以、也应该采取许多行动。鉴于过去一年来他们几乎无所作为，此时他们应着重采取两项措施，这将在最短时间内创造大量就业。首先，我们应投资于基础设施和绿色技术，前提是同时实行购买国货规定，并成立一家“国家基础设施银行”，以便于这项投资的（理想地）开展。每10亿美元的这类投资，平均至少能够创造2.5万个就业机会。其次，我们应针对大约300万至500万名失学待业青年，以及今夏将毕业的640万名高中生、大学生（他们将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找工作），制定促进就业计划。

    此外，鉴于中国经济已经迅速复苏，加上中国坚持要当世界头号“贸易骗子”，我们显然仍迫切需要改进我们的许多贸易政策和做法。

    利奥•亨德利(Leo Hindery)是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 Economic Growth/Smart Globalisation Initiative主席、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委员，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子公司AT&T Broadband的前首席执行官。

    唐纳德•里格尔(Donald Riegle)是前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曾担任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主席，目前是安可顾问公司(APCO Worldwide)政府关系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