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世界银行发布报告预测，2030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投资超一半。

　  法国全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今年9月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第二季度法国本土失业率达10.5%，创1998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新高。图为9月6日，法国北部利勒市昂格洛镇的失业者在看招聘启事。新华社发

　　金融危机开启了世界经济和政治变革的一扇天窗。它不但冲击了冷战后的全球经济格局，也对国际政治秩序造成很大影响。危机大幕尚未落下，多方力量相互角逐，主要国家在进行深度调整，新秩序的真容一时难以窥见全貌。我们不妨撩开面纱一角，一览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变脸”过程。

　　世界经济力量“东升西降”

　　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危机中遭受重创，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在战后首次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力量“东升西降”。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危机中遭受重创，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在战后首次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七国集团(G7)成立时，这些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的经济总量雄踞世界的80%，在危机后只能守住半壁江山。

　　相对应的另一幅图景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份额迅速壮大，如今在总量上与昔日“权贵”形成分庭抗礼的架势。新兴市场国家参与的二十国集团(G20)取代了G7、G8等发达国家俱乐部，成为全球经济的支柱力量。中国在世界经济复苏中贡献尤为卓越，不但被看作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头羊，而且成为经济多极化世界的重要一“极”。

　　通过彼此协调共同应对困境是人们的美好愿景，但金融危机却无情挤压了各国达成互利共赢的合作空间。危机后，许多国家社会矛盾急剧上升，各种保护主义势力强劲抬头，相互倾轧的恶性竞争开始主导国家间经济关系。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欧洲、日本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正在取代发达国家的内部竞争，成为矛盾的中心。欧盟成员国扩容将近一倍，美国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协定(TTIP)，世界经济格局不再简单呈现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而是逐渐演变为区域和国家集团的相互较量。此外，在发达国家“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下，跨国公司资本开始回流，这将严重冲击那些依赖国际资本投资发展经济的新兴市场国家。种种迹象表明，金融危机正在挑战人们对于全球化进程不断演进的信念和预期。

　　金融危机还重新塑造着全球分工格局。长期以来，美国、欧洲、日本是世界商品的主要消费国，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承担着工业生产环节，拉美、非洲、中东、澳大利亚负责提供资源和能源。这种旧分工格局在危机后逐渐被打破，世界经济正在进行重新平衡。发达国家试图提振国内制造业和工业出口，中国力主扩大内需、提高对世界最终商品的消费能力，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则努力推进工业化。世界经济再平衡不但关系到各国内部经济结构调整，而且即将改变冷战后的国际分工链条，因此将是一个漫长、痛苦和不确定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能将超出商品贸易再平衡和各国经济结构调整范围，在服务贸易、货币金融体系、跨国公司治理等广泛领域重塑全球经济新秩序。

　　世界产业格局也在金融危机后面临深刻调整，开始新一轮结构重组。目前主要国家都在加大对新兴战略性产业的投入，争取抓住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下一轮竞争中获得先发优势。不但发达国家正在利用技术优势开辟朝阳产业领地，而且新兴市场国家也在逐渐调整过度倚重传统产业和单纯追求GDP总量的发展模式，在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时尚领域增加政策扶植力度，争取拿到竞争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擂台门票。

　　服务业贸易化程度提高

　　传统服务业因其业务和人员流动受地域约束，贸易化程度较低，与实体工业生产之间的互动性较弱。本轮服务业的兴起以知识创新为基础，可贸易性飙升

　　金融危机引起世界对于传统制造业和虚拟经济平衡关系的反思，但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资源的配置并没有向物质生产回归。人们看到了相反的画面：在商品贸易全球化扩张进程遇挫后，服务贸易全球化进程却逆势兴盛起来。尽管作为世界经济龙头的美国提出振兴传统制造产业，以及出口五年翻番的经济再平衡战略，但目前看来这一目标更多只是服务于国内政治需要的口号。

　　事实上，金融危机为发达国家经济转型提供了有效动力，以物质生产为主的实体经济在其支柱产业中的分量进一步收缩，经济结构向更高端的服务业升级。有学者预测，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贸易在新经济格局中的比重将继续下降，而服务贸易的比重到2020年至少将扩展一倍。

　　本轮服务业的兴起以知识创新为基础，与传统服务贸易拓展有着本质区别。传统服务业因其业务和人员流动受地域约束，贸易化程度较低，与实体工业生产之间的互动性较弱。由于互联网、传媒等知识技术创新，服务业的可贸易性飙升。这其中不乏一些创意和概念，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代表人类未来生活发展方向，可能令世界运转变得超出人们想象。比如互联网金融、4G概念的产生，具有渗透性地影响着人们生活、工作和休闲的习惯。而可穿戴设备，像即将推出的谷歌眼镜、苹果手表这类智能制造产品，也正是根据人们的个性化服务需求而量身定制的创新理念。有人感叹说，后金融危机时代是一个满足广大“草根”们服务消费需求和审美情趣的时代。新服务业正是在潜移默化地制造、引导和迎合大众消费潮流。

　　我们看到，新服务业正在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振兴经济的战略支柱产业。中国等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在本轮危机中有可能通过经济结构转型，实现与发达国家的同向、同步调整，部分传统实体制造业继续转向产业链条更为低端的发展中国家。

　　新兴服务贸易的发展将深刻改变实体产业与服务业的传统关系。美欧发达国家正在试图建立一个基于高端服务业的新贸易和工业体系。这一体系通过互联网、医疗、金融、传媒、软件开发、语音应用、网络信息安全等服务业，拉动页岩气、新能源、环保、智能制造等新兴工业部门。为配合新工业体系的运转，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通过TPP和TTIP等平台，构建有利于新兴产业发展、打压传统制造业获利空间的国际规则，其中包括更为严苛的技术、知识产权、环境和劳工标准。新工业体系和国际规则的相应变化，可能将从根本上改变近代产业革命以来大规模的工业制造模式。发达国家的如意算盘是，通过新兴服务业创造知识经济等无形产品引导人们的喜好，用各种创意概念控制世界“再工业化”进程，继续主导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

　　国际关系更趋民主化

　　金融危机重挫了发达国家力量，这在客观上强化了世界政治多极化的趋势。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也进入多元竞争时代

　　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远远超出经济领域，它同样牵动着国际政治格局的未来命运。

　　金融危机不仅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实力，而且使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对美国主导世界的能力和声誉投出了不信任票。美国对全球军事、市场、货币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单边控制能力不复往昔。为此，美国力推“离岸平衡战略”、“巧实力外交”、“多伙伴世界”等借力打力之策，将战略部署从全球范围集中收缩到东亚地区，希望在经济实力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继续主导世界。

　　金融危机重挫了发达国家力量，这在客观上强化了世界政治多极化的趋势，国际政治利益格局正面临“重新洗牌”。危机中复苏较快、拉动世界经济贡献显著的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首的金砖国家，政治影响力提升，在全球和地区秩序塑造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各种多边国际组织、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领导人峰会、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等场合，新兴市场国家要求提高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提出建立更加民主的国际关系，希望改变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

　　在新一轮的角逐中，国际政治力量有向“集团化”发展的趋势。相对实力的衰落使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试图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重塑国际秩序。正在推进的TPP和TTIP正是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重塑全球规则的重要平台。美国力挺TPP，试图利用美日两国在东亚最终消费品市场的优势，降低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未来影响地区政治的能力。TTIP是相对实力衰落的西方发达国家集团针对新兴市场国家群体崛起而设计的跨区域制度安排。美国希望通过TTIP联合西方盟友重新制定倾斜于消费国的全球规则，提升以高端服务业为主的发达国家集团的定价能力，使昔日权贵集团能够继续维持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新兴市场国家面对一些重要国际议题，也开始联手要求获得更多的权力和收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这类具有共同身份归属的跨区域组织应运而生。

　　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也进入多元竞争时代。西方民主社会的主流发展模式正面临空前挑战。

　　在美国，经济和社会矛盾超出了现有政治框架的协调能力，因此出现了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对外事务上，精英阶层和社会大众之间产生严重裂痕，精英集团内部的分歧也前所未有地扩大。在欧洲，高福利社会所依靠的财政基础已难以维持。经济危机向阿拉伯世界扩散引起政治动荡。这些变故都令西方民主社会精英面临强烈的挫败感和文化危机，这引起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反思。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的快速恢复和危机处理效率给西方国家带来强烈冲击，中国发展道路成为国际社会的热议对象，同时也引发了西方各界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