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中国往事：苏州工业园区“青出于蓝”

　　“即使老师再好，学生不好也是不行;而在中国，学生比老师更好。”他说，“新加坡把苏州工业园区这个引擎点燃了，中国政府让它们在积极运作。”他认为自己当初选址苏州是正确的。

　　本报记者 徐维维 苏州报道

　　1995年的盛夏，在苏州工业园区，李巨川没有想到，自己阅读史籍的偶然发现，会让李光耀听得津津有味。

　　李巨川当时在园区负责文字工作，他发现园区首期8平方公里开发区与2500年前干将莫邪炼铁铸剑的工场正好重合。

　　当李光耀登上建设中的馨都广场大楼，俯瞰正在建设的三星[微博]半导体厂房时，苏州时任市长章新胜把李巨川的这个发现用英语告诉了李光耀。

　　干将炼出的铁剑接近了钢的水平，吴国生产力大幅提高，很快就称霸东南，“剑成而吴霸”。而园区建成后，大批掌握高新技术的跨国公司涌进，预示着苏州的崛起。

　　李光耀听完惊喜道：“这是一个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巧合。”

　　“当时其实有很多政治经济的情况要介绍，这其实是一段题外的‘闲话’。但李光耀听得很认真。”2015年3月20日，已经退休的《苏州工业园区志》主编李巨川在家中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回忆与李光耀有关的园区早年故事，如数家珍。

　　那是李光耀第一次参观这个自己参与推动建设的园区。作为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重要合作项目，园区于1994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同年5月实施启动。

　　还是那个盛夏的8月，在苏州金鸡湖北岸园区管委会驻地的一个小会议室里，李光耀用英文对工作人员们说，希望园区能进一步借鉴新加坡的管理经验。

　　最后他说：“如果有一天你们能够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更成功，即使长眠地下，我也会脱帽向你们致敬。”

　　虽然听过好几次李光耀的演讲了，这还是李巨川第一次看到他这么动情。

　　二十一年过去，通过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合作、两国财团组成开发公司进行成片土地开发，并在园区里运用好的公共管理经验——苏州工业园区模式无疑是李光耀留给世人的一份宝贵遗产。

　　当年金鸡湖畔的一片农村一跃成为撬动苏州乃至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引擎。

　　苏州工业园区官方网站统计数据显示，园区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1900.02亿元，人均GDP为26.7万元，以占苏州市3.4%的土地、7.4%的人口创造了15%左右的经济总量，并连续多年名列“中国城市最具竞争力开发区”。

　　“苏州有没有机场?”

　　“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关于借鉴新加坡经验的讲话，掀起了中国和新加坡官员互访考察的热潮。

　　新加坡有意寻找可以深层次经济合作的试验场。而苏州也不满足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年中通过发展乡镇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取得的成就，想寻找新的发展机遇。

　　1992年9月底，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携夫人以及副总理王鼎昌率团访华，国事访问之余，着意考察江苏省的中小城市。当时江苏全省找不出一辆适合迎接贵宾的车，于是时任省长陈焕友特批，从上海租用一辆“加长奔驰”。

　　李光耀一行首先去的是无锡，因为无锡是老工业基地，省里积极安排了一些项目让李光耀参观，但最后他说还想去苏州去看看。

　　于是，10月1日，李光耀一行由陈焕友陪同，从无锡直奔苏州。当时无锡和苏州之间还没有像样的公路，只有一条宽七八米的乡间沙石路。

　　虽然李光耀是第一次来苏州，但因为是临时添加的行程，时间只有半天，在简单的会面交谈和吃完中饭后，就要乘火车回上海了。

　　时任苏州市长章新胜抓住时机，跟着上了那辆接送李光耀的“加长奔驰”，利用从饭店到火车站路上20多分钟的时间，用流利的英语和李光耀交谈。章新胜对当时新加坡外汇储备的各种具体数字了如指掌，清楚新加坡的策略是不把资金放在一个篮子里而是分散开来投资。他建议李光耀，这样不如集中力量，在苏州投资发展一个新加坡式的工业城。

　　这个建议对新加坡来说无疑是个牵动国力根本的重大举措。李光耀没有马上答复，而是不断用反诘表达疑虑。章新胜均一一作答。

　　谈话是被外办主任打断的，说他们讲得太热烈了，火车要到了。然后李光耀和夫人上了火车，章新胜也不知道自己的进言会有什么效果。

　　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李光耀突然从火车上下来，又折回到章新胜面前，问了一个问题：“苏州有没有机场?”

　　章新胜回答说苏州没有机场，但是苏州旁边有个硕放机场，很近。

　　“哦。”李光耀若有所思，重新上了火车。

　　李巨川转述这段故事的时候，补充道：“那时候我们市长心里已经明白，老先生已经被说动了。”李巨川笑称自己是“史官”，保存了多位老领导关于园区的口述历史。

　　自李光耀第一次苏州行之后，国务院和江苏省政府也都支持苏州与新加坡方面积极接触，争取工业园区项目。

　　1993年4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访华，向中国时任总理李鹏提议，中新合作在苏州市进行土地成片开发，建设一个类似新加坡裕廊镇的工业区，并将新加坡在规划建设、经济和公共行政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移植到苏州。李鹏当即表示支持。

　　1993年5月，李光耀和王鼎昌再次考察苏州，从唯亭镇的娄江大桥开始，亲自踏勘即将开发的工业园区的土地。

　　1994年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苏州与新加坡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月底，中新两国政府《关于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书》在北京签署。有关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协议书和中新财团合作的总协议也于同日签订。

　　也就是那一次，李巨川第一次见到李光耀，“讲话声音很好听，很厚重很有磁性。”

　　“我给它打70分”

　　1994年2月，李光耀在用书面形式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时说，新加坡政府之所以选择苏州，是因为苏州位于长江流域发展区，而且靠近这个发展区的龙头上海，有着发展经济的良好环境。苏州工业园区的远景规划重视区内生活和工作环境的优美舒适，以及商业和金融方面的高标准服务。

　　1994年10月，李光耀在新加坡会见国家代表团和江苏省代表团时说，苏州工业园区项目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他对新加坡的官员说，要尽量把新加坡的管理经验精炼化，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再应用于苏州园区。

　　当时新方财团有几个私人企业不愿意参加，因为知道这是一个长远项目，短期的商业利益将很小。

　　李光耀直言，他最担心的是，北京、江苏和苏州市的领导意见都是一致的，大家都看好这个项目，只是少数财团和官员缺乏长远眼光，急于看到硬件的结果，希望早点投资早点赚钱。

　　“我觉得李光耀对这个项目贡献最大的就是反复强调这个项目的长远利益。”李巨川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李光耀作为政治家，总能把问题看得很长远。

　　李光耀认为，苏州工业园区项目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个是硬件建设，建一个现代化城市，要有什么基础设施，要引进多少外资项目。二是要通过这个工业园区来借鉴新加坡的管理经验，也就是软件。

　　新加坡软件在新加坡被视为国宝，是李光耀执政数十年的成果。根据两国政府协议，新加坡软件转移包括规划建设管理、经济发展管理、公用行政管理三方面。

　　对于李光耀为何提出要向中国转移软件，时任园区筹委会副主任、分管借鉴新加坡经验工作的吴克铨曾经撰文认为，一是对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回报，二是李光耀积累了多年经验，很希望在晚年时把自己的经验推广，以提高他和新加坡在国际上的地位，三是用软件来保证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并作为“无限的”新加坡的运作。

　　1998年，李光耀在《李光耀回忆录》中写道：“我给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成绩打70分，这是个相当高的分数。那里风景宜人，总体规划给人一种很新加坡式的印象。”

　　李光耀在书中直言，苏州工业园区要达到新加坡已取得的成就，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有许多细节是他们需要时间去理解并加以实现的。事实并非那么简单，而是涉及了一个整体的概念。它不单是个工业区，而且更侧重于如何将不同的行业、企业、人员、商店及银行等零零碎碎的元素，以和谐方式集结在同一个方便的地方。

　　“所以，我给它打70分，是因为有一些其他细节，园区还没完全掌握，仍需要时间学习。”

　　不过，2009年5月26日，当李光耀最近一次去苏州工业园区，参加15周年庆祝活动的时候，用“青出于蓝”四个字概括园区的发展成果。

　　“即使老师再好，学生不好也是不行;而在中国，学生比老师更好。”他说，“新加坡把苏州工业园区这个引擎点燃了，中国政府让它们在积极运作。”他认为自己当初选址苏州是正确的。

　　2014年，苏州从全球36个申报城市中脱颖而出，获得第三届“李光耀世界城市奖”。该奖由新加坡政府于2009年6月设立，每两年颁发一次，表扬创造宜居、富有活力及可维持发展的城市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