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因素影响储蓄

　　当前有观点认为，亚洲和产油国储蓄率过高是全球失衡和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周小川指出，目前尚无充分可信的学术研究成果说明储蓄率的高低与某种特定因素有关。

　　“关于汇率与储蓄率是否相关问题上也存在不同观点。从统计上看，汇率与储蓄率存在一定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不高且统计检验也不够显著，似乎不能仅靠调整汇率来调整储蓄率。”

　　周小川表示，储蓄率高低还与很多因素有关，不能简单地认为通过名义汇率的调整可以大幅改变储蓄率水平。其中民族传统、文化特征、家庭结构、人口、社会保障体制等因素都不是短期内能够改变的。

　　谈及中国高储蓄率的成因，周小川称，一方面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有效建立，迫使居民要更多承担各类长期性支出，预防性储蓄动机显著增强；另一方面，企业储蓄上升，而且这种因成本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润并未有效转移为工人的养老、医疗和保险等。

　　此外，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包括东亚在内的亚洲各国受到大幅度冲击并因此而受到惊吓。此后数年，各国纷纷努力扩大出口，积累贸易盈余，储备外汇资金。东亚各国储蓄率高、近年来大量积累外汇储备，是亚洲金融危机负面冲击中所学到的经验教训和自然反应。

　　1月初，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接受采访时将当前金融危机和信贷泡沫的爆发归咎于中国和石油输出国积累的高储蓄。随后，保尔森发布声明称这一报道是“错误的”。

　　需要“综合药方”

　　当前美国等发达国家储蓄率维持低位，甚至出现向高储蓄率的发展中国家借钱的状况，如何解决这一全球储蓄失衡问题？周小川认为需要“综合药方”：就美国而言，当下可能并非提升储蓄率的最佳时机，需要在增加储蓄与刺激消费、恢复经济增长政策间进行恰当平衡；对于东亚国家而言，降低储蓄率需要从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价格体系等多方入手，实施一揽子综合性调整与改革，努力争取在中期见效。“当然，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也是这个药方的一部分。”

　　周小川分析，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并不希望看到国际储蓄过多地流入，国际储蓄应有更理想的去处。而新兴市场储蓄流向发达经济体，既不合理，也不符合这些发达国家寻求增加储蓄的愿望。由于东亚国家储蓄率的调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效果，而在油价没有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产油国的高储蓄率仍可能维持在较高水平。

　　“全球范围内的储蓄不平衡仍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存在，这是客观事实。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储蓄合理流动，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提高配置效率。”周小川提出，可考虑把储蓄盈余更多地引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因为这些经济体是未来全球经济中的高成长点，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但缺乏发展必需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