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逻辑框架下，中国经济经历一段时期的调整，既是此轮全球经济周期在中国的反映，也是中国检视自身经济增长方式问题、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转型的准备阶段。求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之道，不能仅仅依靠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而应在冷静思考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在保增长、促发展的同时，加大研发投入，促进国内低成本的技术转移，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在配套条件支持下，以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培育内生经济增长模式。

　　宏观政策不构成经济增长内在动力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单靠减税、退税、降息、扩大内需等几个药方恐怕难以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结构性甚至系统性的问题。例如，减税和扩大基建开支尽管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无助于改善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而退税尽管可以增加消费和消化过剩的企业产能，但只有短期刺激作用，长期来看无法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其实，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项工作内容来看，短期内中央希望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8%的经济增长底线，中长期来看，中央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防止中国经济出现大的起落，寻找一种能够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因此，克服目前经济困难，除了通过扩大内需来提振经济信心以外，关键在于各级政府转变经济增长观念，采取切实措施打造内生经济增长模式。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说是政府主导下的投资与出口，但现在看来，即使是有效的宏观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经济增长的诱导因素，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而从资源禀赋和市场空间来看，尽管中国的人口、劳动力资源、市场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可能性和空间，但却很难自动孕育出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

　　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不妨看看一个有趣的现象：被誉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30年来并未成为经济高速成长的主要推手，倒是实体经济部门在问题丛生的金融体系下实现了高速增长和发展。从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构成要素来看，得益于政府对民营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得到了显著优化，中国民间长期被压抑的经营禀赋终于被激发出来，民营经济因此获得了快速发展。加上外商直接投资的推动，以及在民营、外资企业的效率辐射和竞争下，国有企业本身经营效率的不断增进，共同构成了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的动力。

　　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有效性

　　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必须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有效性的阶段。中国在人均收入水平尚处于中下等阶段时就过早地进入资本深化过程，没有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更加有效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技术进步与技术应用方面进展相对滞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资本投入、大量消耗资源。其结果，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低于长期增长潜力，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明显下降。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TEP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来判断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从增长的阶段性意义来看，中国主要依靠资本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持续。尤其当中国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肯定会像发达国家那样经历增速下降。因此，从确保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出发，既要积极提高劳动力与资本积累，更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资本积累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劳动量增加和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处于不断减速态势。有研究认为这种态势大约在2015年前后开始转变为负增长状态，即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下降。这意味着中国享受人口红利的时间还有7年左右。因此，中国一方面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资源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应该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性，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以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必须尽快破除制约改革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着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要加强法治建设，以约束政府和“经济人”的行为。使得政府不易侵犯产权和限制企业的自由组建和发展，防止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保护产权和合同、法律的执行，维护市场竞争。如果能够通过完善法治，强化责任政府，营造一个公平和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则今天中国经济领域里的一些突出矛盾将会迎刃而解。

　　首先，以制度改进促使投资结构由政府主导型向民间主导型转变。中国在依靠技术进步提高投资效率的同时，迫切需要通过制度改进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杠杆应该是撬动民间投资。经验已经证明，民间投资相较政府主导的投资效率更高，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更大。因此，政府亟须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通过银行与税收政策的改进，在扩大民间投资渠道的同时，减轻民间投资负担。

　　其次，应该加大研发投入，促进国内低成本的技术转移，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的共识下，政府亟须积极营造条件使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市场主体的普遍行为。政府应该引导企业在承接世界产业结构与技术转移，加强与国际领先企业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加大对战略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合理整合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研发与制造能力，瞄准世界前沿水平的关键技术，以高水平的自主创新引领制造业升级。制造业无论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是中国经济版图中的核心模块。中国应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力争将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建成先进制造业的生产中心、研发中心和运营中心。

　　最后，以产业整合与政策创新推动两岸四地经济合作，锻造中国经济竞争优势。目前，无论是内地还是港澳台地区都面临不同程度的经济困难。在产业分工与经济合作使四地经济日渐成为命运共同体的情势下，理应通过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构筑共赢局面。在具体操作层面，香港和台湾地区应利用自己在资本、供应链管理与市场推广方面的优势，结合内地的人才储备、研发实力与广阔的市场空间，共同开发最新科技并将其产业化。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副教授）

<上一条    下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