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区域经济角度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区域资源的配置效率远远强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世界经济地位的提高，也与中国区域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有很大关系。中国未来的区域发展格局的演变与区域配置资源效率的提高，还需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1978年以来的区域改革，符合转变区域发展方式的要求
　　1978年至今，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出现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一是所有区域都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各个区域之间只存在快发展与慢发展甚至更快发展与快发展的差距，而不存在有发展与无发展的差距，每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活力都爆发出来；二是地方政府推动区域发展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在各地都实施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招商引资模式，区域之间相互竞争的格局逐步形成；三是引进的大量外资与中国丰富的劳动力在沿海结合以及放开沿海民营经济的发展，为沿海经济带来新的驱动力，沿海地区逐步在国家经济增长中发挥领先作用；四是形成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广东模式等等，能够顺应市场需求趋势，主动推动产业升级的区域发展模式迅速脱颖而出并优先发展；五是在资源需求推动和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资源开发型省份表现出强劲的增长能力；六是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性增强，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都出现规模化流动的趋势；七是城镇的地域空间不断扩张，城镇密集区域正成为汇集经济要素的有效集聚区域和加快发展区域，并逐步形成一批具有影响力和带动力的城市群和城市带；八是新的地域经济组织形式不断生成和扩大，园区经济正成为各地区新型工业化的主要推进区域，产业集群成为企业地域组织的有效模式；九是区域经济逐步向先行区域在全球范围组织资源与要素的趋势发展，长三角、珠三角的一些先行区域的企业不断走出去，在全球化过程中整合国外的研发资源或者购买国外的矿产资源，在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
　　与以往的计划经济相比，自1978年以来的区域改革与发展带有两个转变的典型特征：一方面，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突出表现在区域发展驱动力的改变；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变表现在区域发展思路的改变。这类自上而下改革与发展导向的改变，符合转变区域发展方式的要求。然而，随着区域改革的推进，沿海与内陆的区域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区域差距扩大表现为社会成员在同等条件下获得不同的报酬，带来明显的社会不公平，造成一定的区域性矛盾；落后地区居民更容易受到物价上涨的冲击，不同地区居民之间的实际福利水平差距更加明显；由于发展程度不同，不发达地区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少；收入水平差距过大，使得内地不能有效地扩大内需，对全国投资与消费规模的扩大造成影响；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制约，使内地的资源得不到有效开发。在这种情况下，在世纪之交，国家相继作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等一系列战略决策，希望进一步推进内地的改革与发展，同时，也希望沿海地区继续率先实现现代化。
　　新阶段，全国区域发展战略有必要进行新的调整，应对区域政策目标做适度转换
　　从2007年年中起，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爆发，国际市场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逐步减少，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遭遇到较大的困难，沿海发展战略面临新的调整和转型；而在物价上涨的形势下，内陆一些贫困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脆弱地区和移民地区的经济社会矛盾也比较突出。在这种状况下，今后全国区域发展战略有必要进行新的调整，即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施科学调控下的不平衡发展战略，以促进全国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科学调控下的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基本涵义是，承认市场是配置区域资源的基础，不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便不能实现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和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不平衡发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时，生产要素在追逐其收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然向城市化、工业化和发达地区集中，会在相当长时期维持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局面甚至继续扩大这种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能维持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因而应以要素的自由流动、自由集聚作为实现区域增长的主导方向。但是，在发挥市场培植区域资源作用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发挥政府的作用，那种以为只要发挥好市场作用就放弃政府调控责任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中央政府借助于政策手段对区域发展进行科学调控，可以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与不足，在实现区域经济效率的同时实现政府协调区域发展的目标。换句话说，就是利用市场但不放任市场、政府补充市场但不替代市场。
　　实施科学调控下的不平衡发展战略主要表现在：在工业化进程中，以沿海地区和内地依托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工业区与工业密集带的率先发展为主导方向，以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促进中部崛起作为对区域差异扩大的调控方向；在城镇化建设中，以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的集中为主要方向，以新农村建设作为对城乡差距扩大的调控方向；在市场化进程中，以解放被政策和体制束缚的技术、资本、劳动力，促进要素的跨地区流动为主要方向，以对要素流动和发展进程中的弱势群体和利益受损区域的人口，如失业人员、失地农民、农民工、贫困人口、环境恶化的受害者、突发灾害的灾民进行援助和补偿作为调控方向；在现代化进程中，以加快地理位置较好、资本、技术、劳动力大规模集聚的优势区域发展为主导方向，以对老少边穷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水库移民区域、环境脆弱或者恶化区域等问题区域的援助支持为调控方向。
　　当前，根据许多国家的经验，我国的区域政策目标也需要做适度转换：更多关注自然环境恶劣的老少边穷地区、失业严重区域、资源枯竭型城市、环境恶化区域、旱涝与地震灾害区等问题区域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尤其是构建完善的管理机制与监督机制，落实国家的区域援助政策，加强对人的能力、发展基础、创造力、风险防范的援助，使国家的区域政策能够真正惠及问题区域的民众。要在区域发展中，整合具有中长期特点的发展援助与短期的紧急动员援助两类政策体系，提高区域政策的运行效率；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不发达地区的居民能够享受到较好的公共服务；解决跨地区经济发展问题，促进跨省区的交通运输、水资源保障、污染治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市场秩序与规则；加快各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特别是促进在发达的工业化地区建立区域创新体系，以技术创新实现发达地区的结构升级；进一步扩大区域性改革开放的试点范围，丰富改革开放试点的内涵。
　　因地制宜，促进沿海、东北、中部、西部四大经济区域协调发展
　　沿海、东北、中部、西部四大板块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区域划分。从目前情况看，在四大区域的概念下，应根据四大区域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发展方向。
　　沿海地区应以推动技术创新实现结构转型和升级为重点。沿海地区具有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水平高的特点，是中国的发达地区，但是遭遇到市场需求缩减、要素价格上升等方面的压力。应进一步加快沿海地区的结构转型和升级，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与产业分工，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宽松的环境；鼓励企业广泛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利用国际贸易规则来维护企业的公平贸易权；促进企业深入了解和把握市场规律，鼓励企业把国际金融危机当成转机，积极整合国内外技术资源；强化沿海地区与港澳台地区的分工协作，促进经济一体化发展。继续深化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促进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技术服务进一步面向制造业企业的创新需求。在产学研结合和强化企业与全社会专利保护意识的过程中，塑造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区域和率先创新区域的双重特性，进一步增强沿海企业的竞争力。
　　东北老工业基地应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东北地区具有城镇化水平高、城镇熟练劳动力比重高、商品粮基地面积大的优势，但是也存在老工业基地的体制转换与资源型转型等现实问题。应该通过体制改革、技术改造、市场化重组等形式，尽可能盘活存量资源。同时，要面向国内外扩大开放，引入新的投资主体，扶持新兴产业，加强产业创新与技术创新，在体制机制创新中形成一批带动性强、影响力大的主导产业群。要充分依托东北土地密集度高的特点，积极利用国家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建设好东北的商品粮基地。
　　以资源深度开发与城镇化促进中部崛起。中部地区整体距离沿海发达地区较近，又有一定的矿产与土地资源优势，但是中部地区具有城镇化水平较低和资本相对缺乏的问题，并或多或少具有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转型以及贫困区域脱贫等问题。在促进中部崛起过程中，要把国家援助与区域结构的市场化调整结合起来，促进中部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要重视中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和深加工，提高中部产业的专业化与价值增值水平；另一方面，要利用沿海地区与国外产业转移的机遇，促进中部与沿海的一体化发展。应该积极引导沿海地区丰富的资本向中部地区流动，充分利用中部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发展后续的轻型加工业，带动劳动力就业，实现劳动力与资本的结合。
　　以特色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为重点推进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虽然地域面积大、资源相对丰富，但面临的不仅有整体不发达的问题，还有防范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问题。要在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供求矛盾得到缓和的基础上，重视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通过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工程的实施和相关政策的落实，鼓励农牧民参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构筑起西部稳定的生态屏障。通过发展以资源开发与加工、特色农副产品产业化等特色产业，推进城市化进程，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要利用西部地区边界线较长的有利条件，扩大对外开放，面向周边国家和地区，通过输入资源、输出工业品的方式，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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