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跳出北京，大尺度、跨区域，在京津冀范围内来谋划首都的功能

　　文|赵弘 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

　　三大病因第一，经济发展引致的人口增长是造成北京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的核心因素。根据北京的2004版人口规划，2020年会达到1800万。但是，北京提前11年完成了任务，现在已经达到了2100万。显然，人口过快增长。

　　近十年，北京一直在严格控制户籍人口，但是户籍人口的增长只占总增长人口的23.9%，不到1/4。也就是说，控制人口用行政手段、户籍手段，1/4都控制不大好，剩下的3/4都是不要户口，北京市常住人口当中，流动人口已经占到了37.4%。

　　引起人口过快往北京集聚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北京特有的首都资源优势，包括改革之后，行政资源在整个资源配置当中起的重要作用。在这些背后，我们认为最核心的还是经济发展问题。近十年北京就业人口增长了400万，这400万人很大部分都来自新增人口。

　　我们要反思发展当中很多功能定位不一致、不协调的问题。近十年人口增长集中在批发零售、制造业、住宿餐饮和建筑业四大新的传统行业中，占了2/3。有一个数字大家一听就很惊讶，在目前北京市所有的就业人口当中，批发零售占到11.6%。

　　由于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过快，这就带来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公共服务的压力越来越大，还有交通的压力。北京这几年基础设施发展、公共服务发展都很快，但赶不上需求。现在北京市随迁子女有49万，2000年只有8.5万。

　　第二个原因是城市单中心空间结构没有突破。我们原来搞了14个卫星城，有很多的概念，都是围绕着中心城展开的。我们过去也提出了卫星城，现在反思，卫星城这个概念是对的，但是它有条件。

　　我体会有两个条件。第一，卫星城离主城一定不能太近，像天通苑、回龙观这么近一定是有问题的，一定是30公里到70公里的范围。第二，一定不是公路，而是城际铁路一站到达，才能解决人口的空间移动。

　　主城和卫星城的概念、老城和新城的概念，并没有反映出新城和老城之间的层级关系。我们看东京的一些概念就很有道理，主中心和副中心，副中心是仅次于主中心的一个综合功能区，这个区域就是未来要重点发展的，这些概念很好的解决了城市的集聚问题。

　　现有体制是造成北京城市病的最根本的原因。第一，在现在的分税制体系下，不发展经济没有财税，要有财税就要发展经济，发展经济人口就要来，人口来就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第二，对于中央政府的调控更没有手段。北京城市优化需要中央政府配合，很多机构要搬迁或者调整，根本调整不了。

　　药在哪里第一，要从调控经济入手严格调控人口，要把经济速度放下来，要放到相对比较低的发展点，百分之五六都可以，低的速度、高的质量，减缓人口的集聚，但北京可能每年要减少200多亿的收入，我们觉得还是能够平衡的，关键是决心，心态上能不能过得去。

　　第二，加强空间优化调整，重心外移。我们研究了一下，东京为什么搞得好，就是分阶段搞副中心，把城市拉开了。多了就没有重点，搞几十个怎么都搞不起来。北京现在提出来要搞通州副中心，这个思路我们呼吁了很多年，有重点地发展几个地方。

　　第三，加强轨道系统建设。北京地铁成为全球第一了，但城际铁路差距很大。伦敦、纽约、东京的城际铁路都在2000~3000公里以上，整个城市功能在几十公里以外拉开了。北京恰恰缺的就是城际铁路。地铁要加密，城际铁路要赶上。

　　第四，要跳出北京，大尺度、跨区域，在京津冀范围内来谋划首都的功能。现在北京周边还有22个贫困县，230多万贫困人口，北京和周边的落差过大。落差越大往北京集聚的意愿越强，河北占第一位，周边越穷往北京来的越多。

　　除此，周边重化工业等也是北京污染的重要因素。在京津冀地区一年要消耗3.5亿吨煤，北京消耗不到7%，河北占80%，天津占17%。北京要治理环境，没有河北的配合是不可能的，但河北现在也有怨言，今后这一块的合作非常重要。

　　对于北京的发展有几种思路，一种思路是北京迁都，迁到廊坊，有的说迁到襄阳，还有人说迁到西安。但这个思路我认为中央的决心也是不容易下的，难度很大。第二种思路是消极对待，没必要发展。北京就让它堵吧，堵到走不动的时候人们自然要逃离北京，市场经济就是这个观点，但这个思路不太积极，我们认为还是要积极的调整。

　　调整要有长期作战的准备，三年、五年解决不了，八年到十年，要打持久战。同时我认为要抓住关键，核心是以体制创新为根本，从经济调控入手，从空间优化着手，这才能解决问题。通过持续七八年的努力，北京或许还能回到比较宜居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