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财经4月3日讯 (记者 汪云鹏) 京津冀协同发展沙龙4月2日在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会议室举行，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总监陈智国表示，京津冀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和产业合作。

　　陈智国表示，京津冀经济合作方面，要真正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需要认识上、观念上的转变。对于北京而言，要深化对首都经济的认识，深化首都产业与大区域产业之间关系，首都经济与全国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做好“减法”。

　　多年来，关于北京要不要经济，一直有不同的声音，那么这次习总书记来北京考察，所做的讲话中有两个方面对经济发展的思路给予明确，一是科技创新中心，二是纾解非核心的经济功能。事实上，明确了北京不是要不要经济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经济。北京市“十二五”规划，中明确了对首都经济的内涵，就是“服务经济、总部经济、知识经济、绿色经济”，这是描述了经济形态，其中，服务经济、总部经济，事实上也隐含了，首都经济与其他区域经济之间的关联。

　　郎咸平教授，提出了“6+1”产业链分工理论，由设计、采购、运输、经营，到制造环节，是从产业链分工的角度，阐释了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事实上，我认为，在京津冀合作中，在于全国的经济合作中，北京也迫切需要找准首都经济在全国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中的定位。北京作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经济发展核心不在于经济规模、产业类型，更重要的在于产业竞争力、经济的控制力，而这些正是要通过产业链分工、价值链选择来实现。

　　那么从价值链的角度看分工，我认为，首都经济应该在全国产业发展体系中，在全国大的产业要素循环中，起到两方面作用，一个是“引擎作用”，也就是建设国家创新中心，如何通过创新带动全国产业升级;一个是“支撑作用”，也就是更好的融入和支撑全国经济，如何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好的在服务全国“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事实上，我认为，这也是解决当前首都经济发展速度下滑、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以服务经济来看，2013年，北京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49万亿，占GDP比重达到76.9%，但增速只有7.6%;有专家认为，服务业增速下滑是由于北京及周边制造业支撑不够，要加大内需刺激等，但我感觉，核心还在于，首都经济与全国经济的深度融合程度不够，北京服务不只是服务北京制造、京津冀制造，也不只是北京内需市场，更多地要在服务全国市场、全球市场中寻求新的、更高质量的增长。

　　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在于循环，不只是单纯的外埠要素、企业总部进京，北京的企业外移、成果到外地产业化，也不是一次性，多次性的;而是真正要形成一个植根于北京要素禀赋的大循环体系，通过产业要素不断的循环，让需要借助北京国际平台、人才资本优势的企业流进来，让需要借助外埠区域成本优势、产业配套条件的企业流出去，周而复始。这样的一个大循环，可能用中关村来表示会更加直观;如果把中关村看做一个全国、乃至全球最适宜创新创业成长的孵化器、加速器，那么就要让全国范围内更好的创意、项目、企业等产业要素，向“种子”一样流进来，在这适宜的环境下，尽快的生根发芽，成长，长成茁壮的苗木，再移植到全国适宜生长的地方，长成大树，进而萌发出新的果子、种子，然后再进入中关村孵化、生长，这样形成一种“创新孵化在中关村，开花结果在全国”的循环格局。

　　从这个角度看，北京与京津冀的合作，乃至与全国的产业合作，更重要的不在于产业类型，而在于产业环节，无论是哪个产业，只要是符合北京资源特点的研发、设计、总部、国际营销等环节都可以留，而不管是哪个产业，只要是符合外埠区域成本导向、产业配套能力的都可以走。我想，这也可以回应最近很多媒体，一直关注的，什么产业应该转移啊，北京要转移哪些产业等疑问。因为，从本质上看，低端产业也有高端环节，新兴产业也有低端制造环节，不能笼统一概而论。

　　——对于周边区域而言，也要转变思路，摆脱依赖心理，挖角心理，变“分蛋糕、抢蛋糕，为共同做大蛋糕”，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加法”。京津冀合作中，很多区域都表示出，北京好，中关村好啊，那么多的央企、那么多好的企业，好项目，给我们转一些，支援我们一些，我们就发展起来了。中关村企业，总数不过2万家，规模亿元以上的不过2000多家;据了解，目前全国大概50多个区域、城市或园区与中关村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如果大家都来分的话，就算把中关村企业都转移出去，也不能解决其他区域的问题。

　　所以合作的核心是要做大经济增量，我个人认为，做大增量的渠道，可能要重点关注两个渠道：一个是北京、中关村高校、科研院所大量的科研成果，这个成果是无限的，只要中关村的人才还在、创新创业环境还在，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能够形成源源不断的增量;一个是要瞄准国际，发挥三地比较优势，比如北京的人才、金融、国际平台优势，津冀的生产成本、产业配套优势，打造全球最优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吸引全球高端产业要素、创新资源集聚，形成跟高端的经济增量。京津冀区域要像日本创建“国家战略特区”那样，要三地联手打造一个以首都功能为核心，创新为特色，具有全球影响力、竞争力的区域。我想这才是京津冀区域，区别于长三角、珠三角的核心所在，也是国家对这个区域的真正期望。

　　第二个是，当前京津冀产业合作、企业转移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但要保持理性，不要变成一个“最坏的时代”。

　　对于真正专注于实体经济，真正做事业的企业而言，我认为，现在的京津冀一体化，区域合作，是个最好的时代，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国家层面，对实体经济的关注和支持，对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区域层面，首都功能的纾解，天津、河北等各地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客观需要，使得各方对企业的高度关注、热烈欢迎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现实推进中也有担忧，那就是，不要失去理性，而让这最好的时代，变成最坏的时代。这样说，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是政府层面的理性。目前各地政府推动合作的意愿，太强烈了，积极性、主动性非常高，过热的背后，也就难免会催生，诸如搞大园区，追求短平快，贪大求快，抢企业，争项目等一系列非理性的现象。

　　前两天，刚看到一个城镇化方面的报告，说近几年，我国有12个省会城市提出要建新城，144个地级市中有133个提出建新城，平均每个地级市要建1.5个新城或新区，这也能看出目前各地政府发展的意愿。具体到京津冀区域而言，由于国家的高度关注，政府层面的推动，社会主体的热炒，我想这种热度肯定会更高。我看这两天有报道，说保定的房价6天时间，上涨了20%，这可能也是不够理性的一个表现吧，而且这些会对我们真正的合作，产业转移，产生不利的影响。

　　另一方面是企业投资的理性。今天是一个快时代，技术的更新、产品的换代、市场的变化，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电子数码产品、移动终端、平板电脑、智能手机、集成电路芯片……等等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技术、产品、市场的变化速度远远超出预期，这样的快速变化，事实上意味着机遇和风险两个维度。

　　从机遇的维度看，意味着哪些能够快速把握技术、市场变化，并能快速行动的企业，将会步入快车道，抢占市场先机。小米是个很好的例子。联想自1984年成立以来，经过15年的成长达到百亿规模;百度自2000年成立以来，经过12年的发展闯进百亿规模;而小米科技自2010年成立以来，仅用了3年时间便晋升为百亿企业。

　　从风险的角度看，事实上意味着企业再投资决策的风险大大提高了。几年前，摩托罗拉、诺基亚在全球手机市场上还如日中天，占据全球市场相当的份额，但现在却步履维艰，不得不先后被谷歌、微软收购。在智能手机领域(中国)，2012年诺基亚智能手机 份额从2011年的29.9%下降至3.7%，一年时间市场份额下降26.2个百分点;尽管这里面有技术路线选择、市场策略等诸多原因，但是还是可以看出技术、产品、市场更新提速，对企业的巨大影响。跨国公司，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规模不大的科技型企业。

　　如果企业投资不够理性，也就会造成，很多产业，企业雄心勃勃的扩大生产，必然会出现“投产之初就变成亏损之时”。这在现实中，很多区域已经发生了。一些各地政府都在争，都在抢的项目，一投产就亏损，就落后，给当地政府、企业带来很大负担。

　　所以说，保持理性合作，控制好节奏，至关重要。我想，这个理性，既包括企业投资的理性、选址的理性，也包括政府在推动合作中，务实推动，安排好时序，差异化定位等多方面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