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发展，需要基础设施的硬条件建设，也离不开统筹规划和公共服务的软环境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更是如此，一硬一软不仅要抓，更要狠抓，那么，如何科学有效、全面统筹地制定推进机制?三地的财税体制改革又该如何协调多方利益?

　　主持人：赵院长，刚才咱们一直都是围绕硬条件来讲，我们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方面是两手都要抓都要硬，一个是硬条件，另一个就是软保障了，在建立所有保障的硬条件之后软保障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京津冀主体是多元的，而且规格都比较的高，如何更科学的然后来有效的建立一个推进机制呢?

　　赵弘：这点非常重要，我们说硬软并不是谁更重要、谁不重要，这两个缺一不可，都非常重要，硬是基本的条件，软也是我们推进这件事情必不可少的，就跟我们的电脑，没有电脑软件本身不存在，有电脑没有软件它这个电脑也是个机器，什么也运行不了，所以我们的软就在于我们这个体系，非常重要。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推进机制。因为在这个区域我们看到，我们京津冀这个思路、这个概念提出来也很长时间了，从环渤海1985年、1986年就开始了，到现在已经接近30年了，京津冀的规划也有10几年时间了，为什么推进不了?原因很多，但是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在我们这个区域形不成一个协调推进的机制，这个机制困难不同于珠三角、也不同于长三角，在珠三角深圳、广州他们和周边城市的合作，他至少是在广东省范围内的一种协调，相对好一点。在长三角我们看到上海、南京、杭州他们的合作，上海更强大一些，他们的合作也是有一个比较容易推进的方面，特别市场经济比较发达。

　　我们京津冀地区的合作难度就在于我们这个地方规格很高，我们有两个直辖市，都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担任书记，我们还有一个河北省，两市一省，规格都很高。同时在北京，我们协调难度就更大了，我们有中央单位，有国务院单位，有中央军委的单位，以及这些单位下属的事业单位，我们的高校，我们这么多科研机构，这么多医院，这些级别都很高，多数都是副部级单位，在这个机构里边我们怎么协调，虽然我们北京有一个首都规划委员会，我们郭金龙书记作为规划委的主任，但是这个规划委主任我们如何协调中央单位，我们是很难操作的，没有通道，没有一个完整的、完善的、有效的机制，所以我认为这个区域合作确实是有难度。

　　因此，我觉得要推进我们京津冀的发展，国家层面上要有一个机构，类似于我们京津冀协调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该由国家领导人能够来担任主任来协调，只有形成这么一个强大的协调机制，才能推进这件事情往前迈进。因为现在看起来我们北京有积极性要解决城市病，河北有积极性要发展，天津也有积极性要建设北方的经济中心，实际我们合作的意愿都很强烈，但是如何做起来，谁来召集大家做起来，是很难的事，因为北京、天津学者认为是“双黄蛋”，北京事实上也是全国的科技中心，也是事实上的经济中心，虽然我们北京不提经济中心，实际我们的总部是最多的、服务业是最发达的，不提经济中心的经济中心，和一个提出来要建设北方经济中心的天津，这两个到底谁更有主导性一些，确实很难办。因此，我觉得我们各地积极性都很高，但是一定要有中央出面协调我们发展的愿望，把它引导到一个理性发展、科学发展的一个通道上，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点。

　　主持人：就是一定要单独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从上层建筑、顶层设计就开始。我们关注完怎样来构建有效推进机制之后咱们就该说说财税体制下怎么去发展了，当然这个也是我们搜集的网友里面比较关注的，这个可能更专业一点，就是说在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下如何构建一个区域共赢发展的利益协调机制?

　　赵弘：这是非常重要的，总书记这次在北京讲话里边谈到，我们北京、天津、河北都要跳出“一亩三分地”的思维模式，要树立一个新的观念，实际上我们看到，这种观念的形成和存在不是偶然的，这是我们长期所形成的财税体制所造成的，因为在我们国家，就是这种形成单位为单元，来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的发展，他必然是一个考虑自身的利益要放在第一位，因为你没有财税的这种保障就不可能来完成你的政府要干的事情，要给老百姓谋福利，要解决基础设施，要解决环境问题等等。那么必然就是各自考虑我如何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我的财税的增加、GDP的增加，久而久之必然是一种封闭的思维模式，北京考虑我自身怎么来发展，可能最多考虑到郊区县怎么协调，我很难考虑到跳出去北京把产业主动的转移到河北，很难有这种考虑。河北同样如此，它也是一种考虑自身的更多一些，我只要能发展，我老百姓只要能就业，我的财税收入只要能增加，关于产业落后不落后、污染不污染，可能会有这样的考虑出现，因此，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一定要从财税体系上来创新、来考虑。

　　我们专门去考察，比如华盛顿，他设立的这种首都财政就是非常独到的一个体制，在华盛顿市政府，他每年有各种预算，人员经费需要多少，要修多少路，建多少公园要花多少钱，桥梁维护要花多少钱，总之，他所有的开支都要做个预算上报连邦政府，连邦政府有一个司专门对着这个城市，你要追加预算要通过国会来批准。因此，这套独立的财政体制，就使得你这个城市专注于做好首都功能，没有发展经济的压力。

　　北京在目前财税体制条件下也是一种两难选择，没有财政收入就没办法做好四个服务，要有财政收入就必须发展一些产业，发展这些产业的时候必然带来人口的增加，人口增加了必然带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各种各样的需求，资源能源的消耗带来的环境污染，要解决环境污染，要维持整个城市的运行，我就需要更多的财力，又会带来更多的人口积聚，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使得北京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认为，如果中央能够下决心在这个区域做一些改革的试验，比如我们北京能不能在一些区县，比如我们城六区能不能探索首都财政，让这些区专心致志做好四个服务，不要有发展经济的压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北京市的城区里边，这些区为什么要造概念，包括我们的CBD、包括我们的金融界、包括我们的东二环商务区、丽泽商务区，北京摊大饼不断的摊厚，摊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这些区县要财政收入、要发展经济，摊厚的结果就使得我们中心城区人口越来越多，单中心没法打破，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还是要解决财税的问题、利益的问题。

　　包括我们周边的生态涵养区，包括我们北京北部和西部的这么多生态涵养的地方，承德、张家口、保定的一部分，我们都担负着生态涵养的功能，那么这些区域的发展我们不发展经济或者不发展很多的制造业，我们的老百姓的收入怎么保证，他们做生态能不能得到应有的利益补偿?能不能通过转移支付给这些地区老百姓应有的这种财税保障，这都是需要探索的，需要我们改革来实现的。通过这种改革能够实现我们整个区域里边大家一盘棋，不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考虑自身的发展，而是整体上来进行差异化定位、协同化的发展，这个利益机制不建立起来，那么我们很多的协同发展就不好办，我们叫做屁股决定脑袋，即使你中央号召，即使北京市政府有决心这么做，但是结果不是如此。

　　所以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北京这么多年一直在强调首都经济这样一个思路，就是要发展知识经济、总部经济、服务经济和绿色经济，这个战略提的非常好，但是为什么到了区县里边就是各种低端产业都会存在，包括批发市场，包括一些制造业，包括一些建材等等这种低端产业为什么会存在，就是到区县乡镇以后他不管你什么首都经济，他只管我产业能够发展、能够有税收，吃到碗里就是菜，为我的局部利益来考虑了，这样他的结果就和首都定位矛盾了，就是你号召是一方面，他做是一个方面，原因就在于你没有利益机制，没有约束机制。

　　再比如举一个例子，我们北京市很希望北京市范围内协调发展，我们中心城区发展的时候能够把郊区能够带动起来，所以我们采取了结对子的办法，我们每个中心城区都和一个郊区县结对子，一帮一的结对子，结了几年下来有什么实质性效果吗?依然没有，他没有办法。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区把一个企业转移到郊区去了，但是税收给谁?这边区舍不得放，那边区确实想要，第一年要不来，第二年要不来，然后停水、停电，都发生这样的纠纷和矛盾，这种情况下又需要政府出来协调。所以可以看到，即使在一个行政区内，不解决利益问题，简单通过行政区的这种合并也不行。

　　所以现在有一些专家学者说，要解决京津冀的发展，有一个思路，把北京、天津、河北合并，河北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所以我们明显的看到，合并了以后依然会出现北京市范围内的这种不协调的关系，依然解决不了。所以一定要在财税体制上做大文章，要彻底的改革、彻底的创新，形成一个试验区来探索。包括你的考核机制，不要考核GDP的增长、不要考核GDP的数量，要考核单位GDP的税收，每单位GDP的能源消耗、水耗，可以通过这样的逆向考核，希望大家能够去发展一些高端的产业，消耗能源少的产业，要把整个考核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彻底的解决，才能解决发展不协调的利益矛盾问题。

　　主持人：发展中的利益是非常非常重要还是敏感的问题，刚才强调从顶层设计上做好推进机制，接下来就涉及到每个人或者每个企业的发展空间和利益方面来更科学的进行一个财税体制的改革，针对的还是来优化利益资源的协调发展、利益分配，接下来咱们又说到了，利益问题我们注重了、保护好了，但是政策您也得配合吧，比如说区域之间来合作的话，中间肯定会存在很多制度的障碍，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怎样去设计更科学的一些政策的配比?

　　赵弘：这个政策，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政策创新，现在北京一个高考录取分数，河北一个高考录取分数，天津也是一个录取分数，首先涉及到，我要如果到了河北，我的孩子上学算北京的还是算河北的，马上就有这个问题。再比如，我们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这些制度都没有接轨，我们如何去接轨。所以现在人们看好的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内容，更核心的是看公共服务的差距，这个差距看的更重，所以人们感觉到，我宁愿呆在北京也不愿意到河北去，就在于这儿的各种服务的落差，公共服务的落差、服务水平的落差、制度的落差都存在着。所以我觉得下一步的改革还是很艰难的，就是要通过这种深化下去的政策创新、制度创新来扫除或者基本上扫除这种北京和周边区域的制度屏障，然后让我们市场主体、让我们的老百姓、让多少企业愿意选择到这个地方来。

　　这里面我觉得还有一条可以做的，就是我们国家可以设立一个基金，首都经济圈的协调发展基金或者结构调整基金，在国外也是这么做的，像法国，他在解决城市病的时候规定，在中心城区不再建设1万平米以上的写字楼和办公的空间，同时规定，能够腾退出的企业如果搬到外边、搬出市中心给予60%的搬迁的补贴，我们能不能参照这样的经验也设立这样的基金，比如我搬出去北京了，能不能给予这些企业适当的补贴?我的员工，即使有城际铁路以后我们要在路上忍受这样的一种交通处行的痛苦，能不能给予交通的补贴?搬出去的企业能不能给予一些财税方面的优惠，给他们更多的支持，让他们能够顺利的度过这种阵痛期、搬迁期?我们搬迁的目的，不是要把企业搞垮，是要把企业在另外一个环境更好的发展，甚至更上一个层次的发展，这就要做到很好的政策衔接，我们要通过资金的支持、政策的支持，让他们继续发展下去，否则的话我们的生产力就遭到破坏。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条件不具备的时候，你强行的搬迁，等于把这个蛋糕拿到另外一个地方，环境不适应，最后这个蛋糕化掉了，等于是我没有吃到，你也没有吃到，他是要具备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说我们要创造条件，这个条件是多方面的条件，硬件条件和软的条件，软的条件是在制度层面、政策层面，是一个体系，要保证这个体系的完善和完整，让我们北京的产业和人员能够顺利的转移一部分，当然也不可能全部转移出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觉得软的保障和硬保障同样重要。

　　主持人：京津冀区域发展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接下来如何做好规划的引导作用?

　　赵弘：这次国务院、国家发改委正在牵头做规划，可能原来北京、天津、河北各自都有自己的规划想法，现在我们要把它整合在一起，整合在一起要寻求利益最大的公约数，同时要站在更高的高度上来规划这个区域，因为总书记的讲话要把这个区域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之所以是国家战略，这里面除了解决北京的城市病这样一个问题导向之外，还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我们的创新。因为在长三角、珠三角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确实走过了一条道路是依靠引进外资这种出口导向的发展，更多的是加工，我们真正研发出自己创新的品牌、产品、技术并不是特别多，有一些但是不是很充分的，因此我们能不能在京津冀的发展当中打造出具有创新特征的、具有创新导向的这么一个区域的发展，这是我们国家现在迫切需要的，因为我们现在进入了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之后的第二大，超过了日本，你有没有创新能力，这是决定你这个经济在国际上有没有地位、有没有竞争力、能不能担负起和你大国相匹配的各种义务、责任这样一个要求的这么一个区域。第二个，发展。这个发展我们是在更高层次的发展，就是包括我们北京的发展要和河北的发展协调起来，共同来建设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城市群，这个城市群是要参与国际竞争。

　　那么从这两个角度来讲，我们京津冀的发展定位更高，不是简单的把北京已有的资源平移到河北，仅做存量的文章，而是要共同的担负起责任做增量的文章，存量要调整一部分，但是更多的是要增量。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京津冀的发展有几个思路是要考虑的?

　　第一，要瞄准方向。顶层设计，理性思考，可能比我们盲目的抢跑、盲目的实践还要来的重要，包括一开始讲到的，我们保定周边的一些城市房价高涨，就是因为在不理性的条件下炒作了概念，所谓提出上来政治副中心等等这些概念，结果使我们保定的房价高涨，房价高涨老百姓陷入一种痛苦当中，因为他们2千块钱的工资和你1万块钱的工资来买房子怎么竞争。

　　主持人：其实我也问过我河北的一个同事，他在北京上班，他就跟我说，比如说他家里的亲戚是有两套房子、三套房子，房子多，可是出租不好租，卖都挂出去一两年卖不掉，现在虽然房价涨了，因为我比较关注这方面问题，我问他，涨了是不是很多人跑到你们那儿去买房?说也没有，就是空涨，现在需求量并没有那么大。

　　赵弘：空涨，很多开发商在炒作中获得了收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要理性思考。

　　第二，一定要把增量做大。把这个区域做强作为我们重要的目标，而不简单的是跟他分蛋糕，更不是抢蛋糕，蛋糕也抢不走，实际他条件不具备的时候着急也没有用，周本顺书记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是指的河北，我们北京也一样，也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们要硬件条件、软件条件具备以后通过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两条是很重要的，更多的瞄准增量做文章，把京津冀地区做大做强。

　　同时这里边要关注，一定不要把一个城市病演变成区域病，因为北京的城市病问题的解决就是要依靠这种和周边区域的资源禀赋的落差来实现，比如我们周边成本低、环境好、交通又具备、公共服务基本上能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市场机制一点一点的逐步的来实现均衡的发展，如果周边炒的价格都很高了，公共服务又不完善，基本的城际铁路还没有修起来，你炒的结果只能是周边的要素落差越来越小，甚至和北京基本持平，到那个时候我们想解决这个区域的问题都没有手段了，因为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计划经济，不能寄希望于行政命令，不能寄希望于红头文件，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利用市场机制，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创造条件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主持人：非常感谢赵院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演播室，针对如何更好的我们来主动性的创造条件，来推进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做了非常深入、准确和清晰的解读，也感谢广大的网友关注我们《宣讲家》的特别节目，下期再见。谢谢赵弘院长，谢谢!

　　赵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