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北京的结构调整曾经有过教训，也有过成功的经验。

三十多年来，国家一直致力于推进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但进展缓慢，收效甚微。

自去年底以来，京津冀合作再次被提升到一个高度，这既是为了解决北京的城市病问题，也是为了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发展。

但面对京津冀一体化概念的热潮现象，我们应更加理性地思考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问题。

着力发挥京津冀合作潜力

从全球来看，创新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美国提出创新战略，要放大硅谷的创新效应;日本提出战略综合特区，打造以东京大阪等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创新特区。我们国家粗放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不实现创新驱动，在国际上没有竞争力。

创新要有创新区域，现在京津冀地区最具备条件。这里集中了全国1/3左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拥有超过2/3的两院院士，聚集了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代表的14家国家级高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重要的科技创新源头。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关村集体学习，寄希望于中关村和京津冀成为中国创新引领的新的增长极。这是在更大尺度上、更广阔的视野上推动京津冀的发展。

我认为，新一轮京津冀合作要做好下面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建议成立国家层面的京津冀协调委员会，或者叫首都圈协调委员会，建议由国家领导人担任主任。没有这样高规格的领导机制、组织机制、协调机制，这个区域的协同发展不好推进。在这个前提下，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推进机制，最好能够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门设立一个司针对这个区域的发展。既然是国家战略，这个区域的特殊性就要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推进。

二是把这个区域作为一个财税体制的实验区，探索我们的体制和机制，比如探索首都财政，解决首都发展的压力。

三是建立首都或者京津冀发展引导基金，对于一些功能疏解和产业疏解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比如员工、企业补贴，适当财税返还和奖励，推动利益的引导而不是命令，使产业和功能向周边疏解，当然这个前提是要建立便捷的快速交通体系。

失败教训与成功经验

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定要认清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市场经济。因为今天的结构调整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时代可以靠行政命令，让企业和事业单位搬迁，但是今天要考虑其可行性、代价和成本甚至后果。

历史上，北京的结构调整曾经有过教训，也有过成功的经验。教训就是北京有一大批工业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调整的时候退二进三，基本上把总部和制造业全部搬到外地或者郊区。实践证明这批搬迁以失败告终。北京的工业品牌在历史上曾经非常辉煌，但是这些企业基本都消亡了。

计划经济时代很多企业从一个山沟搬到另一个山沟，从山沟搬到县城甚至省城，企业依然存在。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职工依附于机构和企业，档案、户口、布票、粮票、住房、上学、医院、养老，都是企业包揽，市场没有正常的供应，人必须随着企业走。

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北京很多工业企业调整的时候，企业搬迁了，很多高端人才走了可以再选择，但是核心灵魂人才没有了，企业最后就消亡了。不调整死在本地，结构方法使用不当死在外地，教训明显。

成功的经验只有首钢，首钢搬迁采取总部留下来，人才留下来，创新能力留下来，上百年的品牌和销售渠道留下来，通过结构升级，把一个现代化的工厂放到曹妃甸，少数核心工人跟着过去，主管生产的厂长去指挥，本地就业为主，所以首钢成功了。今天的首钢钢产量3000万吨，是当年北京最高产量800万吨的4倍，但是没有再消耗北京的水资源和能源，同时按照总部经济模式进一步扩张投资，发展进入世界500强，并且逐年提高。

今天我们面对同样情况，就要加快与周边城市市郊铁路的建设，如果这个条件不具备，强行命令一些企业总部、大学、医院迁过去，这些员工在路上要耗费2~3个小时的时间，对于他们太困难了。其结果只能是一流大学变成三流，一流医院变成三流，企业消亡。我们要创造条件，逐步推进整个结构调整。

让河北的发展冲动回归理性

在这一轮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河北热情很高，但是我认为要理性思考，正确认识，要整体谋划、统筹谋划、稳步推进。

对接首都城市功能疏解的整体谋划，应有重点地推进。对接和疏解不是每个城市每个县都能有所对接，一定是条件具备的先对接，比如廊坊、固安、涿州、北三县这几个地方相对比较完善，可以率先规划这些地方的某一些区域来承担北京的功能和产业。加快建设新一代的卫星城要实现差异化定位。

要严格控制要素价格的飞涨。现在炒概念很严重，先炒股后炒房，股价很高，房价也很高，但是条件不具备。国外卫星城建设，周边城市建立与中心城之间的联系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城际铁路一定要快速到达，修建最多1小时的城市圈;二是一定要有价格差，比中心城价格偏低，无论是房价和租金各种要素价格都偏低;三是优越的生态环境，往往是生态低密度的，绿化率很高。这三个条件是周边区域与中心城合作的重要条件。

目前，北京周边的合作形势很严峻，上述三个要素都不成熟。热炒现象一方面使当地的老百姓受损，低工资承受着高房价，低收入承受着各种要素的高成本，另一方面将来即使具备了城际铁路也会失去对中心城产业功能的吸引力，因为动力机制没有了。

现在保定房价涨了10%，河北板块股市涨停，这是灾难性的，对于整个区域的治理是极其不利的，有可能使城市病转变为区域病。

我们应该积极通过区域合作解决北京的城市病，而不是把城市病演变成区域病。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本报记者郑金武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