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从今年第一季度以来，美国救市政策实施后，其经济确实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而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如何以最低成本获得救市资金是当务之急。美联储如果不顾及需求者的保值和增值利益，完全可以转动它特有的印钞机，但是，通胀、汇率贬值和资本流出的风险就像一个无形的制衡力量压得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喘不过气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控制印钞行为，向美元资产富裕的国家直接和间接地借钱则是成本最小的救市融资方案。直接的效果在于，力劝中国政府把帮助美国政府挽救经济看成是解决自己危机的一个重要举措，增持美国国债是一个“短痛”，但它能够避免“长痛”。间接的效应是希望中国带头维持美元在世界经济舞台中的霸主地位，只要贸易和投资的结算货币以美元为主，那么，出于保值和增值目的，美元回流美国本土的概率要比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流动”的可能性大，这就间接为美国政府提供了较好的融资条件。盖特纳身为美国财长，深谙此理，其对华态度的转变和访华的意图都是希望赢得中国政府的好感和积极的配合。

　　他会向中国领导人带来奥巴马的谢意和救市政策的诠释，希望中国政府“12万分放心”：通过“治理大萧条的全球著名专家”、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团队亲自推行的剥离有毒资产计划的成功运行，一定会将美国经济迅速摆脱危机的缠绕，中国债权国的利益从中长期来看一定能够从美国经济复苏中获得财富效应。

　　就目前情况而言，要求美国政策的透明性和保持现有经济状况不再恶化将是我们惟一应对美国诉求的“次优选择”。中国政府国债结构的调整也显示了这一立场，如果救市效果不明显，那么，中国脱美元化的战略就不会停止。美国政府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也会千方百计地解决“双赤字”给他们造成的越来越大的麻烦。

　　而另一方面，通过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中国政府也开始想改变自己在产业链上低端的不利格局，通过产业自主创新，建立标准挑战美国创新大国的地位。从需求面上讲，要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币财富的稳定增长，市场培育和内需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政府也在通过农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创造出更多能够给农民更多收入的就业机会，因为他们的“购物”愿望和规模都会十分明显；同时，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力图解决城镇人口“有钱不消费”的问题。

　　再者，中国贫富差距和区域差距也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上述产业政策和刺激内需的计划。收入再分配制度的合理化和高效化，也是政府目前在努力探讨和尝试的方向。但是，这种大国战略和调整需要时间，无法马上带来十分明显的经济效应。

　　今天，中国政府也清楚地意识到大国战略是一个中长期需要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并没有强化内需来挽救外需，而是看到中国区域差距留下的发展空间，用新的投资扩张战略来解决旧的产能过剩，为大国战略的有效实施赢得宝贵的时间。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美国救市的效果，因为中国内需不贡献出来，美国贸易逆差就无法有效收窄，所以，一部分美国学者主张中国应该用消费者信贷的扩张来刺激内需的观点也反映了美国国内的立场。可是，这种没有基本面支撑的消费增长恰恰是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教训。这个“陷阱”我们当然不会跳下去。只要我们自己头脑不发热，跟美国政府一样时时刻刻去选择最佳的救市方案，去寻找更多国家的支持和帮助，那么，中国一定能真正率先走出危机的阴影，找到和美国交涉的最佳对策，也一定能渐渐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国战略。（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