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严重失衡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及世界经济衰退，必然导致世界经济结构的一次大调整。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也正经历由结构失衡所引起的周期性调整。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因素重叠交织，不仅形成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而且将对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应对危机，除了制定出台近期对策，还需要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包括速度、结构和增长方式等进行重大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及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对我国经济近期的影响，主要是对今年和明年经济增长包括出口、进口、投资、消费、就业以及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收入等的影响；二是对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格局和发展战略的影响。目前，对第二个方面影响及对策的研究还比较少。实际上，这个问题关系能否把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转化为长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机遇，与解决近期问题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经济周期性调整的原因和特点

　　探讨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格局的影响，有必要先分析一下当前我国经济周期性调整的原因和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提高，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不断加深。但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和我国经济周期在时间上有一致的情况也有不一致的情况，因而影响的大小又有所不同。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有很大冲击，但由于当时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正处于经济周期上行阶段，所以整体上对我国的冲击没有目前这一次严重。又如，2001年美国经济由于信息技术泡沫破灭而陷入衰退，后又受到“9·11”事件冲击，但当时我国经济正进入新一轮周期上行阶段，国内需求迅速回升，很快就弥补了对美出口所受的影响。而这一次有三个过去从未遇到的情况：一是去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及世界经济衰退来势之猛、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都超过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任何一次危机，可以说是一次“天文大潮”。它是由多年来世界经济严重不平衡引起的，必然导致世界经济结构的一次大调整。二是国内经济也正经历一次大的调整，即前些年高速增长积累起来的结构失衡引起的一次周期性调整。三是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两个周期性深度调整在时间上正好重叠，使得两方面因素重叠交织、相互影响，形成多年未有的严峻经济形势。

　　当前，国内经济的周期性调整除了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原因。从2000年开始，我国经济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经济增长率从1999年的7.6%（上一轮周期谷底）回升到2000年的8.4%，2001年—2007年增长率分别为8.3%、9.1%、10%、10.1%、10.4%、11.6%、13%，2008年回落到9%。这一轮扩张期在基数比以往高得多的情况下连续5年保持10%以上的高速度，使我国经济实力大幅度提高：GDP总量从1999年的8.97万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30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累计增长1.35倍。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最为突出的是经济结构性矛盾。可以说，经济结构失衡是这次周期性调整的主要动因。新世纪，我国进入改革发展新阶段，也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阶段。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对外开放扩大，得益于重化工业加快发展和城镇化步伐加快，但由此也引起投资与消费失衡、内需与外需失衡、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结构性矛盾和资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加重等问题。

    投资与消费失衡表现为投资率过高，消费率持续下降、明显偏低。固定资产投资连续几年高速增长，2007年比2002年累计增长2.16倍；而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仅增长85.4%。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增长中，最终消费的贡献率2000年为65.1%，2001年和2002年分别为50%和43.6%，2003年—2007年连续5年降到40%以下；而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由2000年的22.4%上升到2006年的42%和2007年的40.9%。内需与外需失衡主要表现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上升，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9.3%和19.7%。2007年投资和净出口两项贡献率相加达到60.6%。同时，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中还存在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和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突出问题。2003年—2007年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由46%上升到48.5%，其中工业比重由40.5%上升到43%；而服务业比重由41.2%下降到40.4%。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所付出的资源、环境成本过高。2002年—2007年能源消费总量累计增长75%，超过同期GDP累计增长率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有几年连续上升。造成资源高消耗和污染物高排放的重要原因是我国资源和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而且没有把环境损害成本计入价格。随着能源、资源、土地、环境以及资金、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依靠低要素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的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已不可能再继续下去，必然导致经济由扩张转为收缩的周期性调整。可见，即使没有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冲击，我国经济这次周期性调整也是要发生的。当然，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猛烈冲击，我国经济周期性调整可能以比较平缓的方式进行。

　  合理判断我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经济增长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像前些年那样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不仅在危机中已经改变，而且在危机后也不可能恢复。从国外看，美国迫于世界舆论压力和自身利益的需要，危机之后不大可能再继续依靠无限制的经济透支来支撑过度消费。同时，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为应对危机而大规模增发国债和货币，必然带来新一轮的美元贬值和世界性通货膨胀；危机也使各国间经济贸易竞争更加激烈。因此，我国外贸出口在危机过后不可能再恢复到危机前那种持续高速增长的局面。从国内看，一是随着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约束的强化以及劳动力、土地、资本等成本的上升，过去那种依靠低成本优势支撑出口高速增长的路子也不可能再继续走下去；二是经过前几年投资过度扩张，我国不少行业已出现产能过剩，加上去年以来实施4万亿元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不少领域的投资已经或接近饱和，今后不可能像前些年那样有那么多投资热点，一直保持那么高的投资增长率。

　　为解决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应对危机对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格局的影响，我国今后需要对经济发展战略包括速度、结构和增长方式等进行重大调整。先就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整作一些分析。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GDP年均增长率为9.8%，因而有一种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我国GDP潜在增长率在9%—10%（我也赞同过这样的判断）。由于2003年—2007年GDP增长率连续5年在10%以上，也有观点认为我国GDP潜在增长率在10%以上。现在看来，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高估和实践上追求过高的速度，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不利的，也是不切实际的。首先要看到，GDP增长速度和GDP总量有密切关系。GDP总量越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含的绝对量就越多，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GDP总量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5.5倍，这意味着现在增长8%就相当于1979年增长1.24倍。因此，发达国家现阶段的增长速度一般都低于历史上的增长速度。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GDP潜在增长率逐步下降是正常的，符合经济规律。其次要看到，我国2003年—2007年的高速增长有其特殊的客观条件，包括：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那几年处于高涨期；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头几年释放出积极效应；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经过调整，为后几年加速发展积蓄了能量；工业化、城镇化在一段时间加快发展产生了带动效应；等等。再次要看到，虽然有这些有利条件的组合，但那几年的高速增长也付出了经济结构失衡、产能过剩、安全事故增多以及资源消耗过大、生态环境恶化等较大代价。正是因为速度过高在短时间产生的过大需求，为生产技术水平低、资源消耗高、产品质量差、污染物排放多的企业创造了也能赢利和生存的外部条件。而这些劣等生产条件企业的生存，使经济结构的整体水平不是优化提升而是粗放降低了。同时，由于劣等生产条件的企业创造单位GDP所付出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等方面的边际成本是最高的，大大高于全社会平均成本，因此必然导致整体经济的投入产出率下降和资源环境成本上升。

　　事实证明，研究GDP潜在增长率，除了要考虑新增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两个基本要素，还要考虑国内外市场需求容量以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除少数年份一般比消费增长率高10个百分点左右，因此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逐步转到更多地依靠消费拉动，GDP增长率也会相应降低。综合这些因素，我国今后中长期GDP潜在增长率为7%—8%的判断比较符合实际。这与“十一五”规划提出的预期增长率7.5%是一致的。应当说，能长期平稳地保持这样的速度，特别是使这样的速度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础上，需要付出巨大努力。还应指出，人们担心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将使就业问题更加突出。如果经济结构不调整，确实是这样。但由于服务业同重化工业相比每增长1个百分点所能吸纳的就业容量要大得多，而对能源、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的成本却低得多，因此关键是要大力调整经济结构，从主要依靠发展重化工业带动经济增长逐步转到主要依靠发展服务业带动经济增长。这样，就可以抵消或减轻经济增长率降低对就业的影响，并且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2008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0.1%，2007年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总数的比重为32.4%，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同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所以，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还有很大空间。总之，至关重要的是在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率的同时，通过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每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的就业容量、科技含量和投入产出效益，并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成本。这正是我国应对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长格局重大变化的出路所在。

    以危机为契机加快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

　　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结构失衡问题，并转变粗放的增长方式，需要有一个中长期的战略思路。这里仅从调整需求结构方面谈点思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有效需求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而需求结构又是决定生产供给结构的主要因素。我国前几年结构失衡，主要是需求结构（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失衡，因而调整需求结构具有决定性意义。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需求在危机中锐减，在危机后也不可能恢复到前些年高速增长的状况；投资需求增长受多方面因素制约，也不可能像前些年对经济增长起那么大作用。从中长期看，潜力最大的是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是今后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希望所在。因此，必须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一项战略，采取短期与中长期相结合的综合政策措施。从当前看，最重要的是在稳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进行较大调整。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的症结在于：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所得比重持续上升，居民收入比重明显下降，不同社会群体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这就导致广大中低收入者购买力偏低。所以，调整国民收入大的分配结构和不同收入阶层的分配结构，增加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收入，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治本之策。

　　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扩大消费需求，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增加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同时逐步缩小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差距。这两个方面都有很大努力空间。从前一方面来看，2001年，财政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高收入国家平均为6.8%，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4%，低收入国家平均为3.7%，而我国2008年为2.97%；财政的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高收入国家平均为7.9%，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1.9%，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2%，而我国2008年为0.91%；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高收入国家平均为13.4%，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7.9%，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8%，而我国2008年为2.25%。因此，逐步增加公共财政对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同时逐步缩小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差距，不仅可以缓解收入分配不公，而且可以改善居民对未来消费支出的预期，从而直接和间接地扩大消费需求。

　　调整经济结构，既要做减法，也要做加法和乘法。一般说来，当经济衰退、经济周期进入下行阶段时，需求大幅减少，那些劣等生产条件的企业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同时，危机或衰退将刺激新技术应用，并催生新的产业，成为新技术投资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起点。因此，危机或衰退虽然对经济是一种破坏力，但它同时又通过市场竞争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起到强制性的促进作用。现在，美国、日本、英国都提出要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今后的发展方向和主要动力。我国经济增长中能源消耗过大、利用效率较低，同时能源结构不合理，煤炭在能源消费中占70%左右，因此调整能源结构、发展低碳经济潜力巨大。在这个方面，既要做减法，即加快淘汰高耗能、高排放的落后产能；又要做加法，就是大力增加对节能减排和环保产业的投入，加快发展低碳经济，使之成为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结合点和重要方向。在经济结构调整上做加法，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快发展服务业，同时大幅度增加对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积极促进这些方面发展。当然，更重要的是在调整优化结构中做乘法，这就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研发先进技术，抢占高新技术领域的制高点。

　　（作者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