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6日电 香港《亚洲周刊》2009年第6期刊文说，中国三千多万人口的直辖市重庆开创新模式应对金融危机。重庆的创新思维既汲取沿海经验，又回避风险，成为中国抗击金融危机的新路径。

　　文章摘录如下：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沿海地区的广东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及上海浦东发展模式，促进了中国腾飞。那么，今天的重庆，改变改革开放前期以投资及出口拉动经济的粗放模式，其特点包括：城乡统筹，加快城镇化，实施农村居民低保制度等；照顾民生，继续实施低税率政策，首创购房退个人所得税政策等；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内需促经济增长，内销市场占工业产值九成；既汲取了沿海地区的经验，又回避了风险。中国沿海地区遭受金融危机影响令出口受挫、经济下滑，重庆却能逆市而起。今年全国经济要保八，重庆提出了GDP保持百分之十二的增长率，超过全国四个百分点。

　　农历新年前，在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提议下，重庆市邀请了农村支书、养猪大户、民警、民营企业家、教师等百多名基层人大代表，与重庆的主要领导座谈交流，依薄熙来的说法，是想“原汁原味”地听取基层代表对重庆发展的建议和意见。两个多小时的座谈交流中有三十多基层代表为重庆发展建言。薄熙来称﹕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民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使人深深感受到大家对这座山城的热爱，由此也看到重庆更加美好的未来。

　　座落在长江、嘉陵江交汇处，有“山城”、“雾都”之称的重庆市是中国西部重镇，一九九七年，为配合西部大开发，重庆市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而且是人口规模、城乡规模最大的直辖市。十几年来的直辖市建设，重庆又演绎为云集美女、美食、美景的“三美”之都，超过百米的摩天楼共有八十四幢，超越天津，初露西部直辖市的繁华。

　　更为耀眼的是，重庆自二零零三年开始发力，至今连年保持GDP双位数的增长率。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面前，中国整体经济下滑，重庆仍然可以脱颖而出。二零零八年重庆市GDP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三，达到五千零九十八亿元(约七百四十五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二十七亿美元，为上一年的二点五倍。以远远超过全国平均的亮丽成绩单，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崭新引擎，成为中国可以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新模式。

　　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沿高速公路前进市区，两旁高楼林立，一路上看到的尽是启动经济发展的开发区。有“重庆渝北两路空港经济开发区”、“重庆渝北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重庆现代物流园区”等，中国西部的这块土地上，似乎浸透了经济的潮水。重庆有四十个行政区县，光市级以上的开发区就有三十个。据悉，重庆每个区县都有自己的开发区，有的甚至还不止一个。西部开发的热浪中，它们是拉动西部建设的发动机，吸引了一波波的新投资。在今天的抗御金融危机中，又意外地成为启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去年年初特大雪灾后，中国一些经济专家及企业家，对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还在强调防过热时，重庆在一次学术讨论活动中，了解到美国金融业的坏帐是上万亿，而非千多亿，于是做出了将面临世界性、极严重金融危机的判断。三月份，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市长王鸿举分别带队到广东、浙江、上海等沿海地区取经学习。

　　在考察中，重庆领导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有了较充分的认识。回到重庆后，领导层决策，在四月份就推出六条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包括对流动资金的贴息贷款；对中小企业进行融资担保；对出口创汇进行一定的补助；对煤炭、电力市场的调控；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对一些要素市场的扶持措施。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强调：“这些措施，对刺激经济有作用，使得经济危机对重庆的负面影响，被这些措施对冲。”配合中央拯救经济的政策，重庆又出台了十二条措施。黄奇帆认为，这十二条措施，配合中央措施的落实，能推动刺激重庆市零九年经济可持续稳定的发展。

　　在风暴来临前夕，重庆可以未雨绸缪，依然维持高增长。上海行政干部管理学院周东华教授表示，三十年来中国拉动经济的模式单一，上海服务的是大型企业、吸引外资银行；广东看重的是外向型经济，但一场金融风暴，吹走的不仅是出口订单，更是沿海地区的国际期待。“看到这些问题，东部地区要‘转身’都很困难。”周东华说，重庆以内需为导向，不存在转身，“它没有国际包袱，而是如何创新模式、快步前进的问题”。

　　在空间上，重庆与沿海相差二千多公里，缺失外向型经济的地域优势；在时间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广东大起飞时，重庆还只是内陆城市，最需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在与先发展地区相比较中，重庆只有时空劣势。如今这些劣势却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显示出优势来。因为在沿海经济腾飞之际，缺乏优势迫使重庆统筹思考发展问题，外销条件不够，就内销，起步迟缓就抓紧后发优势，摆脱粗放模式。危机中显现重庆百年一遇的机遇。

　　重庆模式的特点就是“统筹”、“兼顾”，机遇也从这儿产生。这个城市有明显的内陆环境特征，又集大城市、大山区、大农村并存的二元架构特点，既有非常强大的工业基础，又有很落后的农村地区。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表示，重庆在制定奋斗目标时，既站在直辖市的立场，又确定与京、津、沪这类大都市的不同目标模式。“我们有巨大的农村区域，是在内陆，他们在沿海，工作条件开放的方式会不同；重庆有巨大的人群，有农民工，他们没有本地的农民工，却有各地去打工的农民工，劳动力特点不同。重庆各种工作，都要根据本土特点，然后确定工作措施，来完成中央赋予的经济及城乡统筹等工作目标和要求。”

　　京、津、沪的金融中心都有各自的特点，北京是首都，金融机构要与中央机构联络，北京成为金融机构总部集聚的金融中心；上海没有那么多金融机构的总部，却是具有各种金融要素的市场，股票、债券、票据市场，银行间的资金拆借市场，还有石油、黄金等期货交易市场，要素市场集聚是上海金融市场的特征。

　然而身处内陆的重庆，既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总部，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国家级要素市场。重庆政府分析，除了银行证券保险，一般意义上做大规模以外，更有可能的是汇聚主流金融业务之外，中国正在崛起的六种小金融机构，如各种担保公司、各种小额借贷公司、各种小私募基金公司、各种风险投资基金的公司、各种信托公司、各种租赁公司等。

　　这类中小金融机构在北京上海大金融企业的覆盖下，生存需求不大。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重庆就有很大机遇，它们集聚在内陆最大直辖市中，辐射中西部。黄奇帆说：“重庆有可能成为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在内的、六种中小型金融机构集聚的高地，这就是我们定位并推进的金融中心。”目前，重庆已有五十二个经批准的小额贷款公司，在全国三十一个省市中数量最多；现有七十二家担保公司，集聚了七十亿资本金。重庆也积极推进租赁、信托公司的业务，或者私募基金或风险投资基金等。

　　作为内陆城市，重庆目前的工业销售值，百分之九十内销，百分之十外销。早年，这样的市场结构不具优势，但金融危机下，纯外向型经济遭遇挫折，中央启动内需，重庆的劣势转而成为优势。建桥工业园区五年前以四十万元起家，如今每天创造的工业产值三千万元，发生物流交易额一千五百万元，投资固定资产一千一百万元，包括美国卡万塔、凯雷、法国诺灵科、意大利比亚乔、日本三井、香港天安及内资的中船重工等七十四家企业落户。这些企业不少产品都出口，但这七十四家企业，没有一家不做内销市场的。重庆建桥工业园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袁利说，园区内企业，至今没有一家因为危机影响而难以生存的。

　　据黄奇帆介绍，考虑出口选择落户重庆的企业一般是三类，一类是它的产成品通过通讯方式产生、传递的，如软件，可以通过电邮打包过来，通过设计后输出。“这类软件开发、软件服务，通过电邮、通讯传递的，重庆和沿海没有东西部的差距，只要懂行，就可以全球化。”

　　第二类是航空运输业，凡是产成品以飞机来货运的，重庆积极支持，努力推进全球化、国际化。因为，从重庆到纽约和上海到纽约的航空运输费用差不多。第三类是用铁路或轮船运输，重庆追求的是一头在外，一头在内。如果零部件原料在重庆，加工完了输出；或者从国外来料，加工完了，内陆销售，重庆也给予支持。“重庆强调服务内地，不一味把沿海的加工贸易不顾一切转移过来。”

　　在统筹兼顾中扬长避短是重庆模式的又一特点。重庆是一个综合型老工业城市，目前的工业规模是七千亿人民币，五年后要达到一万五千亿，十年后三万亿的工业规模。重庆希望布局各大工业产业门类高档的工业，属产业链的上端，技术含量更高。重庆目标六大支柱产业：包括汽车、摩托车、仪器仪表、精细化工、大型变压器、中成药等。

　　老工业基地都有装备工业，重庆不与同类城市争抢市场，而希望重点发展新型工业化、成套设备的装备工业，如船舶制造、风力发电、轨道车辆、地铁车辆这一类新型工业的整套设备，在西部重庆应该处于领先地位。重庆也期望把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和煤化工中的技术含量最高部分集中在重庆发展。

　　香港理工大学会计金融学院俞伟峰教授表示，金融危机中，沿海地区的相对优势被内地替代了，“内地有低成本发展内需市场的十年优势，启动内需给西部重庆机会，但能否长久维持这样的机会，需要突出自己的优势和特点。中国经济转型中需要新发展模式，但即使形成重庆模式，也应该是它特有，难以模仿和借鉴的。”

　　沿海地区的失业潮，也令重庆面临百万民工返城后置留的压力，重庆市委市政府作了判断，从短期来说，这批农民工是巨大就业压力，从以人为本的角度要把他们安顿好。从长远的战略角度讲，这些农民工都是在沿海受到十年甚至二十年以上培训的人群。他们的素质已经转化为城市人，相当于在沿海受了十多年训练的人回到重庆，对重庆的劳动力素质会有很大的提高，从这个角度，重庆把失业潮也作为机遇来转化。

　　重庆统筹兼顾的特点还体现在“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到二零零八年六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突破七千亿，比二零零二年一千七百亿增加三倍。重庆“国资增值”时，不忘“还富于民”，当全国多数城市购房的契税是百分之三至五时，重庆购房契税一直在百分之一。又如，中央给西部十二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之一是允许他们对企业只征百分之十五的所得税，但目前只有重庆还在使用这个税率，其它省市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优惠，仍然征收三成三的企业所得税。

　　中国知名战略信息综合服务商安邦集团董事长、首席经济学家陈功说：重庆作为中国的第四个直辖市，在增长空间上很有吸引力。“重庆虽然极富增长潜力和空间，但距离成为中国的一个价值型城市，却还有很远的距离，还需要大大地下一番穿云破雾的工夫，才赢得云开日见。”

　　如果可以穿云破雾，重庆就抓住了机遇，重庆的机遇也是西部的机遇，有可能还是中国下轮起步的新机遇。(纪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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