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赵弘研究员

    今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座谈会，要求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提出京津冀一体化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京津冀一体化由此进入快车道。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各地如何定位、应规避哪些风险、北京的哪些产业可以转移又应如何转移……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商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

　　“我们要把不适合生产的地方的生产环节搬到适合的地方，反之，把不适合做总部的地方搬到人才集聚的地方，这样也是一种空间上的调整，为企业优化资源提供了思路。如果逆着这个规律去做，其结果可能是总部搬过去了，但人才跳槽了，企业慢慢枯萎和消失，就如从冰箱里拿一支冰糕，拿到不适宜的地方，冰糕化掉了，你没有拿到，我也没有拿到，最后冰糕消失了。”

　　建议成立京津冀协调委员会

　　北京商报：对于京津冀一体化再出发您有何建议？

　　赵弘：推进京津冀一体化意义重大，但难度也很大，我认为应该做好下面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建议成立国家层面的京津冀协调委员会，或者叫首都经济圈发展委员会，建议由国家领导人担任主任，没有这样高规格的领导机制、组织机制、协调机制，这个区域的协同发展不好推进。在这个前提下，我认为还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推进机制，最好能够落在国家发改委，专门设立一个司，专职推进这个区域的发展。既然是国家战略，既然这个区域这样特殊，就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推进。

　　二是把这个区域作为一个财税体制改革的实验区，探索新的体制机制，比如探索“首都财政”，解决首都发展经济的压力，能够使首都专职做好首都服务，从繁重的经济发展压力当中解脱出来，也给疏解过多的经济功能创造条件。

　　三是建立首都或者京津冀发展引导基金。今天我们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区域空间结构调整，不能靠下命令，要通过市场机制引导资源在空间上的再配置，可以设立结构调整的引导基金，对于一些功能的疏解和产业的疏解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比如对员工的交通补贴、对于搬迁企业的适当财政补贴，搬迁出去的给予财政补贴或奖励，使北京的产业和功能向周边疏解。当然，前提是要建立便捷的快速交通体系。

　　企业和事业单位外迁要考虑成本

　　北京商报：《河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以保定、廊坊为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和京津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对于北京企业和产业外迁您有何建议？

　　赵弘：一定要认识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市场经济。我们今天的结构调整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可以靠行政命令让企业和事业单位搬迁，但是今天要考虑它的可行性、代价和成本甚至后果。比如，在北京的结构调整过程中，我们曾经有过教训，也有过成功的经验。教训就是北京有一大批工业企业，在国内很有影响力和知名度，但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退二进三”结构调整中，由于当时的思路不正确，就是把企业的总部和制造环节全部搬到外地或者北京郊区，实践证明这些企业的搬迁大部分以失败而告终。北京的工业品牌在历史上曾经非常辉煌，但是这些企业在搬迁之后基本都消亡了。

　　计划经济时代很多企业从一个山沟搬到另一个山沟，甚至从省城搬到山沟，企业依然存在，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一个人都依附于这个企业，档案、户口、布票、粮票、住房、上学、医院、养老，所有都由企业包揽，所以人都是依附于企业，市场没有正常的提供，个人必须随着企业走。但是，等到近年北京很多工业企业调整的时候情况已经不同了，企业搬迁了，到新的地方要买地、建厂房，但很多高端人才走掉了，员工重新选择单位，机构出去了，但是企业的灵魂——人才没有了，最后企业就消亡了。不调整死在原地，调整方法不正确死在外地，教训很深刻。

　　北京商报：过去的产业机构转移有哪些成功的案例可供借鉴？未来的京津冀一体化建设有哪些要求？

　　成功的经验有，比如首钢搬迁，首钢搬迁采取的是将总部留下来，生产环节迁移出去，这样人才留下来了，创新能力留下来了，上百年创立的“首钢”品牌留下来了，销售渠道留下来了，通过结构升级，把一个现代化的工厂放到曹妃甸，所以首钢成功了。今天的首钢钢产量3000万吨，是当年它在北京最高产量800万吨的4倍，但是没有再消耗北京大量的水资源和能源，同时按照总部经济模式进一步扩张投资，进入了世界500强。所以我认为，企业在空间上进行结构调整，方法正确才能成功，否则就会失败。

　　今天我们同样如此，所以我们说要加快与周边城市市郊铁路的建设，如果这个条件不具备，强行命令一些企业总部、大学、医院迁过去，这些员工在路上要耗费2-3个小时，对于他们太困难了，只能选择跳槽。其结果可能是一流大学出去办变成三流，一流医院出去变成三流，企业出去最后消亡。所以，我们要创造基本的交通等硬条件和公共服务软条件，逐步推进结构调整。

　　河北要严格控制要素价格飞涨

　　北京商报：在习近平对京津冀一体化做出重要指示之后，三地的态度都非常积极，尤其是河北，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的热情空前高涨，对于河北的发展您有何建议？

　　赵弘：河北现在热情很高，各个区县城市热情都很高，但是我认为要理性思考，正确认识，整体谋划、统筹谋划、稳步推进。近期关注几个焦点。第一，围绕首都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进行整体谋划，有重点推进。对接和疏解不是每个城市、每个区县都能有所对接，一定要有重点。条件具备的先对接，比如我认为廊坊、固安、涿州、北三县这几个地方相对比较具备条件，应率先规划这些地方，承担北京的功能和产业疏解，加快建设新一代卫星城，但现在有些无序竞争。第二，能够差异化定位。根据产业基础，对北京可能转移的功能和产业进行很好的研究，不要形成内部的恶性竞争。第三，要严格控制要素价格的飞涨。现在炒概念很严重，先炒股后炒房，股价很高，房价也很高，但是条件不具备，根据国外卫星城建设的经验，卫星城与中心城之间要很好地联系，发挥卫星城的作用，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修建一站到达的城际铁路，形成“1小时的通勤圈”；二是一定要有价格差，卫星城无论是房价还是租金各种要素比中心城价格都低，你卫星城才有吸引力；三是要有优越的生态环境，往往是生态化、低密度的，绿化率很高。这三点是周边卫星城与中心城合作的重要条件。

　　北京商报：在河北省城镇规划里面石家庄和唐山分别作为两个副中心，这两个城市距离京津较远，但都是河北的重要城市，它们该对接京津什么样的产业？在城市群里应该发挥什么样的功能？

　　赵弘：像唐山和石家庄距离北京较远，就必须去建立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应利用自身的集聚和扩散能力来形成“反磁力”中心，和北京形成不同增长极的存在格局，多结点、网络状、多中心的城市群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发挥这些城市相对完善的城市体系，自身产业完整，服务链条完整，本身具有比较好的各种条件能够吸引优质资源促进自身发展，同时对下一级城市形成辐射。

　　所以在这个区域里面看到，可能比较好的就是石家庄和唐山，可以更好地把城市做得完善，规模还要做大。唐山城市重心已经转向了曹妃甸，变成了双核城市，曹妃甸需要的资源太大，规模体量很大，唐山自身功能的转移弱化了主中心的功能，所以需要再一次地集聚能量，获得更大的发展。

　　养老、休闲等产业带动人口转移

　　北京商报：北京现在有155.9万河北人，占北京外来人口的22.1%，比重最高。为了缓解北京大城市病，有没有可能将北京的人口疏解到北京之外河北之内的城市，比如秦皇岛、承德等？

　　赵弘：这种可能性实际上一直存在着。比如有些人在廊坊买房子，他们的父母在那里养老，有些离退休人员、养老的人员完全可以去河北住。政府也应该创造一些条件，由易而难地做一些疏解工作。当大规模的机构迁移不太可能的时候，我们的养老、休闲、专业化市场以及农产品供应都可以向这些区域转移。

　　北京商报：这两年北京疏解了很多产业，现在京津冀一体化又热起来了，河北各地纷纷争抢北京的转移产业，对此您怎么看待？

　　赵弘：北京也在努力为河北做“套餐”。比如，在转移一些专业市场、制造业的同时，能不能把北京一些科技研发的中试环节、高端转化环节也一起转移？同时，河北最好能够设计一些特色化的功能区，比如利用301医院康复中心落户涿州的机会，在涿州建一个健康医疗城，外地就医的患者可以在涿州就医；同时，把一些与医药、医疗器械有关联的研发和生物医药的研发逐步转移过去，形成一条医疗产业链和健康服务链。总之，北京和河北要合作做蛋糕，做大蛋糕，不是简单地分蛋糕，更不是简单地你争我夺抢蛋糕。要根据市场条件，遵循城市规律，遵循人口集聚的规律。

　　北京商报：现在有些人提出一些方案，世界500强的总部就在北京，中小企业500强的总部到河北，或者500强的总部到北京，生产基地到河北，您觉得这两种方案都可行吗？

　　赵弘：第二种可行，第一种不可行。第一种不可行原因在于，中小企业基本上不存在什么总部，小企业谈不上总部，如果搬迁，越是知名度高的企业搬迁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比如IBM，它如果搬到涿州，涿州现在有高铁，员工可能因为这个企业的高知名度不选择跳槽，路途困难也愿意克服，同时，它在涿州招聘人才也可能比一般的企业要容易一些。但一个不知名的企业把总部搬出北京，如果交通条件不具备，员工跳槽的可能性就非常大。许多企业不敢把总部搬出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担心人才流失。

　　第二种方案，实际上北京也是这样做的。中关村的企业中有8000多家分支机构和生产基地分布在全国各地，中关村的上市公司3/4的销售收入都来自全国各地，这表明北京中关村的企业许多已经成为一个研发、营销和资本运作的总部型企业。企业的生产环节就应该在外地，北京没有这方面的优势。之所以河北这方面的企业生产环节还不够多，主要是因为经济落差、产业环境、民营资本不够成熟等原因，所以现在要搭建平台，使得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生产基地能够相对集中一部分在北京周边地区，这样也能降低企业总部的发展成本，保持总部与生产环节合理的空间距离。

　　回顾京津冀一体化

　　1986-2004年：1986年天津发起环渤海区域城市联席会议，标志着这些城市有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意愿。

　　在过去30年中有个高潮，就是2004年，国家发改委牵头在廊坊又搞了一个省市联席会议，形成了“廊坊共识”。2004年之后开始编制京津冀城市群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十年了，与我们同期制定规划的有长三角和珠三角，那两个规划已经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开始实施，但京津冀城市群规划一直没有出台。这几年社会各界都在持续努力，学者专家也在积极探索，当然学者们的争议也比较多，有的专家认为在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中，北京就应该是主导者，也有的专家认为京津冀城市群应该是北京天津“双黄蛋”。从政府层面，北京主动和天津对接，与天津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也主动与河北对接，签订了框架协议。当然河北也很积极，主动和天津、北京对接。

　　2004年至今：十年下来，京津冀合作还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推进，主要还停留在省市之间签订协议这样的层面。习近平在北京的讲话也提到对京津冀的合作不满意。当然，京津冀合作在民间一直存在着，比如北京中关村有很多企业已经转移到廊坊、涿州，在天津的武清、宝坻等也都有转移，但这毕竟是以自发的为主，在政府层面上搭建的合作平台不是太多，推进不是很到位，这就是整个历史。

　　这期间还有许多变化和插曲，就是河北提出了环首都经济圈。环首都经济圈的提出进一步表明河北要加快与北京的对接，进一步促进两地的合作，但具体的一些设想并没有完全得到北京方面的认同和响应，这里面，主要是河北计划在环首都经济圈内，也就是在北京周边要有新的城市建设和人口集聚。北京是个缺水的城市，在它的周边安排这么多人口和城市可能会影响到北京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北京提出建设首都经济圈，因为“首都经济圈”的概念可以涵盖“环首都经济圈”，同时又能够实现双方的互动。这样，首都经济圈的战略写入了国家“十二五”规划，但同时也保留了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思路。

　　进展缓慢原因：第一，这个地区涉及的主体复杂。这个主体包括两个直辖市和一个省，在北京直辖市里面涉及到中央单位、国务院部委，这个地区主体多、主体高，如何形成一个区域协调机制，对于这个区域的合作至关重要，这是合作的“龙头”。第二，这个地区面临体制机制的制约。我们要跳出“一亩三分地”的思维，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思维？恰恰在于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GDP考核机制。这个机制会延伸到区县和乡镇，合作当中会形成各种阻力和困难。第三，我们没有很好的顶层设计。北京发展到今天就是缺乏顶层设计，卫星城的概念很好，但是由于规划滞后，没有进行很好的设计，对卫星城的理解比较偏颇，所以发展不太成功。

　　北京商报记者 孙丽朝/文 王飞/制图 CFP/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