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内外宏观环境发生新的变化，从国际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的变化，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世界经济新增长中心，这为我国总部型企业做大做强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从国内来看，党的十八大确定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更加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标志着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这既对我国总部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总部企业发展创造了更好更有利的发展环境。这些国内外宏观环境的变化在深刻影响我国总部经济发展趋势的同时，对总部经济空间格局也产生重要影响。

一、国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总部企业及分支机构的空间布局将逐步趋于均衡

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央就把坚持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放到了党和国家工作的突出位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1999年国家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提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2006年又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构建“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图1），支持中西部地区培育形成一批新的城市群，促进经济增长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拓展。为此，国家陆续出台了成渝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武汉城市圈、中原经济区、河北沿海地区、皖江城市带、长株潭城市群、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等一批区域发展规划，中西部地区的一批经济增长极开始形成，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显著提升，我国区域经济格局逐步向均衡发展演进。在大区域均衡发展的趋势下，未来全国总部经济空间格局可能会发生一系列变化：

1. 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区域性中心城市综合经济实力不断提高，逐步涌现出一批大型总部集团

在国家区域政策的推动下，重庆、成都、武汉、长沙、西安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凭借其区位、交通、人才等优势，区域投资环境和创新创业环境逐步改善，在具有产业基础和竞争优势的产业领域逐步成长起一大批规模大、实力强的总部企业集团。重庆和成都分别有13家和10家企业入选2013年全国500强，处于聚集全国500强企业数量最多的前十名城市行列；2012年，成都、武汉、长沙分别聚集了47家、44家和39家上市公司总部，分别位列全国第6、第8和第9名（图2）。此外，随着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位于城市群中心城市的企业越来越多地采取“总部—制造基地”模式在城市群内部甚至是全国进行扩张，带动了区域中心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规模的不断壮大。

2. 跨国公司以及东部沿海大型总部企业加快向中西部布局，中西部城市成为区域性总部和分支机构的重要投资地

随着国家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加之其丰富的能源、劳动力等资源优势和成本优势，逐步成为众多跨国公司在我国战略布局的重点拓展区域。与此同时，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一批大型总部企业集团基于规模扩张、降低成本、市场竞争等自身因素的考虑以及东部区域转型升级的环境压力，也加快向中西部地区布局。以成都为例。在英国金融时报集团《外国直接投资》杂志评选的“2011/2012年度亚太未来城市——外国直接投资战略十大城市”中，成都成为唯一上榜的中国内陆城市。目前，埃森哲、英特尔、IBM、马士基、育碧、飞利浦等众多世界500强企业相继在成都落户，截至2012年底，共有238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成都。国内一大批企业总部也纷纷在成都设立区域性总部和分支机构，如联想、中芯国际、华为等国内知名企业在成都设立研发中心，工商银行新增两家的国际结算单证中心有一家设在成都，中国建筑、用友软件均将西南区域总部设在成都。

3. 各类高端人才加速向中西部地区集聚，也为区域总部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撑

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强，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城市综合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综合实力的提升对于人才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由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人口规模越来越大，由此带来的“城市病”问题突出，基于限制人口规模无序扩张的考虑，出台了户口限制、限房、限车等一系列措施，加之环境污染严重，对于一部分人才的吸引力减弱。与之相比较，国家为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中西部地区部分城市开始启动户籍制度改革，人才自由流动的制度性约束得到有效解决，也使得这些区域对人才的吸引力大大提高。在此背景下，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各类人才开始由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开始向二线城市转移，中西部地区人才集聚力不断提高，使得中西部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的条件逐步改善，整体发展能力不断提升。中西部地区由于人力资源丰富、经营成本较低以及交通运输方便快捷，2013年有25个城市入选福布斯最佳商业城市，特别是成都、重庆、武汉这三个城市在福布斯最佳商业城市排名均在前20名之内。

二、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总部经济发展及其科学布局的制度环境将更加完善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并强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带动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各方面协同改革，进一步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各项改革举措的实施将为总部经济发展提供有利契机。

1. 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总部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党的十四大以来，国家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形式。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将对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产生深远影响，既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的问题，最大程度上激发市场经济发展活力和创新动力；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科学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解决一些领域中政府功能不足、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总部经济从本质上说就是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实现不同区域优势资源最优配置的一种经济形态。但是，在现实中，企业按照总部经济模式进行布局，或多或少会受到一定的制度制约。比如企业将总部迁移到更加适宜的中心城市，由于总部迁移可能会造成一定的税源流失，将受到原来地方政府的一些阻力；再比如，许多城市为吸引总部企业出台各种优惠政策，使得部分企业出于逐利目的而将总部的注册地和实际运营地分离，等等。这些都对会总部经济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未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市场将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会营造出更加规范的市场环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进而促进总部企业健康发展。

2. 推进国有和非公经济的公平发展，将促进民营总部企业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迅速，在促进经济增长、支撑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已突破1100万户，注册资本已超过30万亿，贡献了全国65%的GDP、50%的税收和80%的就业岗位。然而在现实发展中，民营企业长期面临着市场竞争环境不平等问题，行业垄断、“玻璃门”、“弹簧门”障碍重重，严重制约了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活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一样，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并且提出要在产权保护、生产要素使用、市场竞争、法律保护等多方面更加公平、公正地对待各种所有制经济。

这一改革的推进实施，将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民营企业将有机会与国有企业平等的获取各类生产要素，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从而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这也将使得我国能够涌现出更多的、实力强劲的民营企业总部。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在新的发展环境下，国有企业不能再凭借对资源、市场的垄断来发展，必将迫使其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加强改革创新，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有企业真正走出国门，参与全球竞争，进而不断提升国有总部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总的来说，这一改革的推进实施，不仅能够有利于促进民营总部企业的快速发展，对于国有总部企业发展也产生重要的激励作用。

3. 加快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将进一步激发国有总部企业的发展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经历了漫长的改革过程，整体经营能力和竞争力逐步增强。2011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国有企业）达14.47万家，资产总额超过85.37万亿元。截至2012年年底，各类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达到21.05万亿元和1.18万亿元。近年来，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全国加快布局的同时，也开始走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争夺市场，已经成为代表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力量。我国国有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数量逐年增加，2013年进入世界500强的86家内陆总部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达到91.9%。

但是，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我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指数相对较低，跨国经营能力较弱，国际影响力也相对较少。究其原因：第一，这是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立足国内市场发展战略导向的结果；第二，我国国有企业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属性，在其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全球竞争方面受到一定的遏制，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提出“竞争中立性”等遏制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第三，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受到许多体制机制障碍制，如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有待完善、企业激烈和约束机制不健全等等，国有企业的发展活力尚未充分激发出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未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在准确界定各类国有企业功能的基础上，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加快建立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同时鼓励非公有制资本入股国有企业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进而激发国有企业发展动力和创新转型活力。

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必将对国有总部企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家将进一步引导国有资本布局优化调整，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目前，我国国有总部企业还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钢铁等传统制造业领域以及金融、电信等垄断性服务业领域，在高技术产业和其他现代服务业领域，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总部数量则很少。未来，随着国有资产布局调整，将有可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产业等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新兴行业领域涌现出一批大型国有企业总部，从而进一步增强这些新兴领域国有企业总部在全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第二，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符合市场机制的企业治理机构，形成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必将进一步激发国有总部企业的创造力和发展活力，进而进一步提高国有总部企业的发展质量。第三，国家鼓励非公有制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这既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的带动力，又能够发挥各种所有制资本的优势，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提高混合所有制总部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打造优势竞争力。

4.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使得总部企业跨区域布局将更加顺畅

总部经济能给城市带来较大的税收效应，能够有效带动区域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近年来，全国各大城市争相发展总部经济，在实践中遇到许多问题：一是有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二三线城市为扩大税收盲目跟风发展总部经济，不仅脱离了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总部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违背了总部经济发展的初衷，将总部经济作为扩大税收、积累政绩的手段。二是地区间的总部政策竞争加剧，各大城市颁布各种政策吸引总部资源，对吸引总部企业入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一些政策会严重干预市场经济秩序，不利于市场对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如一些总部企业为获得财政优惠将实体经济部门转移到政策优惠地区，造成总部“空心化”倾向。

新一轮改革在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方面，提出要“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倾向”，意在通过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激励地方政府转变发展理念，更加关注社会民生、资源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尤其是要加强对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以实现破除地方保护、促进税收公平和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目标。以上两方面的改革将对未来总部经济空间布局产生深远影响：一是“不唯GDP论”将推动政府转变发展理念，地方政府不再需要通过税收政策开展恶性竞争来增加税源，同时减轻了对大型总部企业的依赖；二是总部企业受到政府影响和制约会进一步减少，市场在企业“总部—生产基地”空间布局中的主导作用将更加凸显，这也将推动企业按照市场规律来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促进总部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随着轨道交通和城际高铁加速建设，企业总部出现向大城市郊区和周边中小城市集聚趋势

快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够缩短站点区域间的时空距离，改善地区交通可达性，而且在引导城市空间开发与布局优化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即所谓的交通导向发展模式（TOD发展模式）。从城市内部来看，最为典型的就是轨道交通主导型的TOD发展模式，即通过轨道交通建设，带动轨道交通站点及沿线土地开发，形成集商务办公、居住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城市空间区域，进而带动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从大区域视角来看，往往沿着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交通干线，能够带动相关资源和产业要素向节点型区域（高速公路出入口、高速铁路站点等）集中，从而带动该区域发展。国外学者U. Blum. K等人认为，“高速铁路把多个城市连接在一起，从而建立了一个新型拥有地区间可达性好的区域或走廓”[2]。

这种交通导向发展模式对总部企业的布局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区域总部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进来看，最初，企业总部往往集聚在该区域中心城市的中心城区，随着城市轨道交通体系的逐步完善，将出现总部郊区化趋势，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总部企业布局又会随着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建设，开始向外扩散，在邻近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周边中小城镇开始布局，既能够依托毗邻大城市的优势便捷地获取总部所需的各类高端资源，又能够降低总部的商务成本。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批特大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加快，企业总部在大城市郊区化布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仲量联行发布的《亚太地区跨国公司房地产调查报告》指出，传统中央商务区办公成本增加，高额租金让企业不堪重负，许多美、欧高技术企业选择“近郊新城办公”，跨国企业选址的地理位置正在日益由城市中心区向周边扩散。近年来，我国大城市中心城区企业总部也逐渐向区位优势明显、生态环境优越、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门户性郊区扩张规模。以北京为例，目前已有部分总部企业由CBD、金融街等核心区域向亦庄、望京等郊区区域布局，索爱将总部迁往望京，GE、奔驰、诺基亚等世界500强企业落户亦庄，很多国有企业总部也开始在亦庄新城、通州新城等区域设立二级总部。

表1  总部企业郊区化办公的影响因素与实现模式

同时，一些特大城市的“城市病”越来越突出，区域发展面临着资源环境承载力有限、要素成本持续上涨、土地空间不足等约束，也越来越寻求与周边区域的一体化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始出现大规模的高速公路、城际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按照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未来五年内，我国高速铁路建设将维持大规模投入，投资额每年约7000亿元，这必将对我国总部经济布局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高速铁路网和城际高速铁路网的建设，为区域性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经济交流、人员往来提供便捷，推动了“同城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给沿线中小城市发展总部经济带来重大机遇。例如，京津城际高铁开通后，高铁沿线的廊坊到北京只需20分钟，到天津仅18分钟，廊坊坐拥区位、环境和后发三大优势，同时又可以充分利用京津的人才、资金、技术等优势资源，其对总部企业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再比如，昆山到上海高铁仅17分钟即可到达，而且上海的轨道交通也延伸至昆山，使得昆山的发展优势更加突出，以较低的土地和劳务等商务成本，以及低密度、生态化的办公空间优势，吸引了迪卡侬、美格菲等国际知名体育集团企业总部，聚集了仁宝、捷安特、日本恩斯克等20多个全球知名企业区域总部，戴尔、宏基、华硕、联想四大品牌电脑的重要零部件供应分拨中心也设在昆山。

四、在国际经济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我国总部企业开始加速“走出去”

“走出去”是企业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公司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和竞争力不断提升。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加速调整，新的国际竞争秩序正在建立，越来越多的总部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从我国企业跨国投资趋势来看，2012年我国实现直接投资（非金融类）772.2亿美元，较2011年增长28.6%，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再创历史新高，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跨国并购逐渐成为总部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途径，跨国并购数量由2008年的126起增至2012年的191起；并购金额由2008年的103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652亿美元，五年间增加5倍多；并购涉及的行业也达到了28个。

实际上我国企业“走出去”发展就是以总部经济模式来实现的，这不但反映出我国总部企业近年来逐步发展壮大的现实，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总部经济发展开始由在国内跨区域配置资源向在全球跨国配置资源拓展，即面向全球获取更多技术、人才、信息、市场等竞争资源和优势条件，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取得更多的总部经济收益。

此外，随着总部企业海外拓展步伐的加快，我国总部企业国际化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特征：一是从“走出去”的目标区域来看，总部企业由早期主要向欠发达国家布局向发达国家布局转变，2012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在全球进行直接投资的区域达到141个国家和地区，境外投资企业达到4425家；二是从发展模式来看，由原来主要投资生产基地逐步向研发等高端环节拓展；三是从产业领域上来看，一批新兴高科技领域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活动愈发活跃。如2013年2月我国北斗产业的民营领军企业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全球高精度GNSS芯片领域排名前三的HEMISPHERE公司，成为了我国卫星导航定位产业首个海外并购成功案例，不仅增强了企业的核心技术，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卫星导航定位产业的全球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