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服务业是支撑首都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

（一）服务业引领首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从首都经济发展历程来看，首都服务业的发展历程一定程度上就是首都产业结构升级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依据中央提出的不再发展重工业的要求，开始着力推进经济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方向转型。1978年，首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为23.7%，比第二产业低47.4个百分点。1994年，北京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48.9%，首次超过二产，比二产高出3.7个百分点。1998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60%。2006年，服务业占GDP中的比重首次超过70%，服务业主导地位得到巩固。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达14986.5亿元，占GDP的比重达76.9%。

首都服务业的规模在全国持续保持领先地位。2013年，首都服务业占全国服务业总量的比重为5.7%，高于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等城市。

（二）特色优势服务领域发展势头强劲

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北京拥有丰富的首都资源优势、科技竞争力优势、高端企业总部和高端人才集聚的优势，这些特色资源的高度集聚促进了相关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已成为北京的主导产业。2013年，北京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0625亿元，占GDP的54.5%，占服务业的70.9%，与2004年相比，年均增长16.4%；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9811.8亿元，占GDP的50.3%，占服务业的65.5%，与2004年相比，年均增长17.7%。

从首都服务业细分行业发展情况看，首都服务业主要集中于金融业、批发零售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六大领域，其中有四大领域属于高端服务业领域。

金融业是首都服务业的第一大行业。北京是全国的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金融业产业资源丰富，几乎囊括了国内主要金融机构的总部资源，包括“一行三会”金融监管总部、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总部、三大政策性银行总部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总部等。同时，北京还集聚了一大批外资金融机构。2000年以来，金融业规模在首都服务业中始终居于首位。2013年北京金融业实现增加值2822.1亿元，占服务业的18.8%，与2000年相比年均增长15.7%，比同期GDP年均增长高出0.7个百分点（图4）。快速发展。2013年北京商务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536.6亿元，与2004年相比年均增速高达21%，比GDP年均增速高出7.1个百分点，是首都服务业中增速最快的行业；科技服务业增加值1444.3亿元，与2004年相比年均增长20.2%，比GDP年均增速高6.3个百分点。

信息服务业最具创新活力。北京信息服务业创新活跃，以高新技术和新型商业模式为支撑的信息服务业已成为首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年来，北京信息服务业突破了3G（WCDMA）、闪联、宽带无线接入McWiLL、TePA信息安全等一批关键信息技术，涌现出数字出版、移动支付、远程医疗、网络购物等一批新兴业态，发展起中移动、中电信、联想等世界500强企业和新浪、百度、信威通信、用友等一大批具有较强国内国际影响力的行业领军企业。

批发零售业是首都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撑。2013年北京批发零售业实现增加值2372.4亿元，占服务业的15.8%。自2008年起，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位居全国城市之首，2013年达到8375.1亿元，与2008年相比年均增长12.5%。

文化创意产业对首都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日益显现。2013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2407亿元，占全市GDP的12.3%。在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九大类别中，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占比最高，2012年占比高达54%；新闻出版其次，占比为9.4%；广播、电视、电影第三，为8.1%（图7）。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艺术品交易两大行业发展最快，2004-2012年年均增速分别为22.9%和22.7%，比文化创意产业年均增速高出4.6个和4.4个百分点。

（三）重点服务业功能区聚集效应凸显

目前，北京形成了以商务中心区（CBD）、金融街、中关村等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为主导的服务业空间发展格局，产业聚集效应凸显。2012年，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集聚了全市70%左右的金融业、50%以上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

各功能区特色主导产业基本形成。其中，金融街的金融业占功能区GDP的比重近80%，经济效益居全市各功能区之首。2012年金融街实现三级税收2484.8亿元，约占全市三级税收总额的1/3。CBD的商务服务业、国际金融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占功能区GDP的比重超过60%，是全市国际化程度最高、集中体现国际交往功能的主导区。中关村示范区的信息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占示范区GDP的比重超过50%，是全市科技创新水平最高，集中展现科技创新功能的主导区。

同时，北京还注重打造多种类型的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以聚集更多特色资源，推进文化创意

产业的多元化、规模化发展，取得明显成效。2013年，北京对30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进行整合，形成20个特色文化创意产业功能区，功能区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产业法人单位实现收入1407.8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产业总收入的14%。

（四）服务贸易蓬勃发展

2013年，北京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70.1亿美元，占全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82.2%。北京服务贸易发展迅速，2012年，北京服务贸易总额为1000.2亿美元，与2003年相比增长了5.2倍，占全国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高达21.2%，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北京服务品牌逐步推向全国和世界。依托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京交会”）、北京科技产业博览会、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等平台，北京服务品牌在国内外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其中，京交会是全球唯一一个国家级、国际性、综合型的服务贸易平台，经国务院批准永久落户北京。目前，京交会已连续举办三届，促进了服务贸易特别是新兴服务贸易的发展。

二、新时期首都发展迫切需要加快提升服务业发展质量

（一）提升服务业发展质量是北京强化城市战略定位、优化产业结构的内在需要

近年来，北京服务业规模不断扩大，但服务业发展的水平、质量和效率亟待提升。一方面，北京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合理，低端、低效和公益性的服务业规模过大，包括批发、物流、仓储、教育、医疗、社会组织、展览、服务外包、金融后台等行业。这些服务行业，不仅就业密集、附加值不高、占用空间较大，而且不符合首都核心功能定位发展要求，挤占了北京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和资源。以批发零售业为例。目前，仅北京大红门地区就有服装市场31家，其市场交易量占到全市服装批发量的50%[2]。这类批发市场的存在，必然导致外来人口集聚、交通拥堵，给北京城市运行造成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北京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2012年，北京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为16.8万元/人，低于第二产业（18.8万元/人），仅相当于上海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86.1%。北京重点发展的金融、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高端服务业的产出效率也低于上海。2012年，北京金融业劳动生产率为64.2万元/人，仅相当于上海的78.8%；信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22.2万元/人，仅相当于上海的67.8%。

按照首都战略定位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要求，北京必须加快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向周边区域疏解低端、低效和公益性的服务业；必须大幅度提高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的效率，真正确立能够自愈“成本病”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及其核心竞争力。这两个“必须”，既是北京提升服务业发展质量和水平的基本路径，也是北京依据功能定位、优化服务业的内在需求。

（二）提升服务业发展质量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提升国际服务能力和水平的重要途径

服务业规模大、质量高是世界城市的重要特征，尤其是现代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质量和创新水准，更是体现世界城市国际服务竞争力、控制力、辐射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例如，纽约2010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高达91%。纽约是国际金融中心，全球经济权威信息来源的机构总部云集，包括彭博资讯、华尔街时报、路透汤森经济金融数据资讯，以及道琼斯、标准普尔500、纳斯达克三大股票指数等。这使得纽约对全球市场要素和信息的控制力极强，拥有定价权、信息发布权、技术标准制定权和规则制定权等话语权[3]。2010年，纽约外汇交易量约占全球的18%，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美国区(NYSE Euronext US)股票市值在全球股票市值中的比重高达24.4%，居全球首位。

与世界城市相比，北京服务业的规模、质量和效率还存在明显差距。2013年北京服务业增加值分别是纽约（2011年）的1/4、伦敦（2008年）的1/2、东京（2009年）的1/3。2012年，北京服务业全员社会劳动生产率为2.7万美元/人，仅为纽约和伦敦的1/4，不足东京的1/6。

首都服务业的全球影响力还有待提升。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水平看，据“2013年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排名，纽约、伦敦、香港占据前三甲，北京仅列第11位[4]，在服务水平、品牌影响力和辐射力方面的差距明显。从外资金融机构聚集程度看，2012年北京外资参股或合资金融机构仅400余家，而伦敦聚集了500多家外国银行和180多个外国证券交易中心。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必须提升服务业发展质量和水平，只有聚集更多的高端服务资源，形成具有全球控制力和影响力的服务业高端要素市场，才能铸就北京国际服务竞争力，不断增强北京在全球竞争中的经济影响力和国际服务话语权。

（三）提升服务业发展质量是北京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建设宜居城市的客观要求

服务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北京建设和谐宜居城市就必须强化城市的生活服务功能。从服务业总体发展情况来看，北京很多服务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不高、服务质量差，集中表现在社会公共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等方面。北京生活性服务业的组织化程度偏低，产业化发展尚不成熟。例如，北京从事家政服务的经营者中，企业单位只占1/4左右，其中注册资金在10万元以上的家政企业不足一半，家政企业的连锁率也很低，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与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还有很大差距。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服务业的市场化程度和服务质量也有待提升。以养老服务为例，目前北京养老服务以政府提供服务为主，养老服务企业数量有限，很难满足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社会需求。2013年，北京60周岁以上的户籍老年人约251万人，按4%的老年人要集中养老的标准测算，养老床位需求为10万张，但全市养老床位总量仅为8.9万张。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居民消费需求呈现出高端化、多样化、个性化的新趋势，养老、医疗、健康、培训、休闲等非基本公共服务消费将成为主流，而目前政府提供的非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都难以满足居民的需求。因此，建设宜居城市，满足民生改善的新要求，北京就必须发挥好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大力推进社会公共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

三、提升首都服务业发展质量的思路与路径

提升首都服务业发展质量，必须紧密围绕首都的城市战略定位，以改革为动力，推动服务业的功能转型、业态升级、品质提升、空间集聚，提升城市高端服务功能和生活服务功能，打造符合世界城市品质需求的现代服务业、高端服务业以及高效、便利的生活性服务业，全面提升首都服务业在全国乃至全球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一）全面深化服务业体制机制改革

改革是促发展的最大“红利”。提升首都服务业发展质量必须靠改革推动。北京作为国内服务体系最完善、服务业发展水平最高的省级区域，更具备探索服务体制机制改革的条件。石景山区现已被确定为全国首批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中关村国家示范区也已被确定为全国第一个现代服务业试点区域。北京应充分抓住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建设的契机，在服务体制机制的创新方面加大力度，多出经验和新型规制，以拓展服务市场空间、激发服务业发展活力。

一是放宽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未来北京应进一步完善市场管理和服务体系，按照“非禁即入”和风险可控的原则，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公用事业建设、社会事业建设等领域。近年来北京市围绕服务业市场准入已经开展了积极探索。例如，西城区月坛街道（以下简称月坛）建设敬老院，采取“公办民营”模式，与非赢利民间组织天津鹤童老年福利协会（以下简称鹤童）签署合作协议。具体合作方式是：月坛将居家养老的部分项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给鹤童，由其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这种委托合作模式形成了多赢效应。老年人获得了高品质的护理服务，鹤童拓展了业务空间，收获了社会荣誉和经济效益，月坛摆脱了政府独撑养老服务的酸楚，获得了养老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二是推进国有企事业单位市场化改革。深化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是首都服务业改革的重要抓手。北京拥有众多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能否充分利用好这些国有资源特别是中央资源，是提升首都服务业发展质量的关键。2014年1月13日北京出台了“京校十条”，鼓励和支持高校开展协同创新、实施科技成果转化；2014年6月23日又出台了“京科九条”，鼓励科技资源向社会开放，成果转化收益七成可用于奖励。这些改革措施，有效激发了国有单位的科技创新活力。但是，“京校十条”、“京科九条”只适用于北京市属高校和科研机构，对中央所属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激励作用不大。因此，北京针对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改革，应获得国家的支持，上下联动，积极探索适用于国家层面的市场化改革措施，不能只讲“市属”改革的示范效应。否则，北京在文化、科技、教育、医疗等中央资源较多的服务领域的改革，就难以取得突破性成果。

三是争取全面推进服务领域营改增试点改革。北京市自2012年9月1日起实施营改增试点改革，截至2013年底，全市共有营改增试点纳税人32.2万户，其中有96.5%的试点纳税人税负下降或基本持平，试点纳税人的总体税负下降41.8%。营改增试点产生较强的引导作用，2013年，北京新增8.9万户企业投资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是北京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服务业发展的一次重大机遇，影响广泛而深远。未来北京应抓住推进营改增试点的重大契机，率先争取全面推进服务领域营改增试点的改革，通过减负税制推动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

（二）推动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

首都服务业结构优化，涉及调存量、限增量、提效益三大方面。调存量，就是把现有的低端、低效、无关民生的服务业疏解到其他区域，把现有高端服务业的生产环节和低端辅助环节疏解到其他区域。限增量，就是禁止新建低端、低效、无关民生的服务业项目，禁止在中心城区新建现代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项目，引导现代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向北京城市发展新区和北京周边有资源优势的区域集聚，形成新的高端服务业增长点和增长极。提效益，就是提高现代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国际化、集聚化、智能化和便利化的水平，确保高质量发展。在这种结构优化中，限增量和提效益是关键。

2014年7月25日，北京以产业负面清单的形式出台了《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目录》从增量方面对北京市及其四大功能区的低端服务业进行了管控，这是推进首都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大举措，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但是，首都服务业发展质量的提升和结构优化，不能只靠禁止低端服务业的增量，还必须着眼于提效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

以金融业为例。北京是全国金融管理中心，汇集了全国60%的金融资产，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位居全国省级区域的首位。但北京金融业以银行业为主，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金融机构相对较少，特别是缺失标准化金融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金融国际影响力受到制约。因此，未来北京金融业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就必须着眼于金融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开拓，就必须关注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创设与集聚，就必须鼓励和支持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金融业态的发展，并强化金融风险的监控，确保金融安全。

（三）积极培育服务业新增长点

产业融合是当前全球产业发展的新趋势，特别是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普遍重视。北京应把握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趋势，积极拓展新兴服务领域，培育服务业发展新业态，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

一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当前，制造企业服务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很多制造企业通过集成服务转变为服务型企业。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IBM公司在硬件业务上陷入了困境，迫使IBM公司开始向软件和服务方向转型，不断加大在信息服务、技术咨询、系统和软件研发等方面的投入，最终成为为客户提供硬件、软件、融资和咨询服务等成套解决方案的科技巨头。截至2012年底，IBM公司的软件部门和服务部门所创造的税前利润高达207亿美元，占公司全部税前利润的86%，而其制造部门所创造的税前利润仅为33亿美元。北京制造企业服务化的趋势也已显现，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领域，很多制造企业向综合集成运营商转变，从而衍生出很多服务业的分支机构和新兴业态，为北京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未来北京应通过多种方式，包括政府采购、教育培训、财政贴息、风险担保、风险投资、创新债券等，大力支持制造企业向研发服务型、创建交易市场型和服务系统集成型的方向转变，并依据《目录》，严格禁止制造企业的单纯生产规模扩张，迫使制造企业主动走服务化之路。

二是抓住大数据、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契机，积极发展信息技术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业态。北京信息技术发展具有优势，完全有能力促成其他产业的信息化发展。例如，“滴滴打车”自上线后，便与移动互联网行业相互交融，引领用户出行现代化方式，成为目前全国最大的打车软件平台。未来北京应全面关注各行各业信息化发展的新动态，鼓励以信息技术创新所形成的服务模式、商业模式及其新业态的发展，提升各行业的信息化水平。

三是抓住文化科技融合的新趋势，培育新的服务业增长点。在现实高科技时代，文化资源、文化产品、文化创新和文化消费潜力的挖掘，不能仅凭传统方式，必须有高科技手段的运用，形成文化科技融合的新格局。在文化产品中引入高科技元素，意味着注入新的内容和创造新的形式，就可以丰富文化演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文化行业的表现力，增强文化产品的吸引力。“中国电影报”微博显示，《泰坦尼克号》3D版仅首周6天就拿下4.2亿元票房，高于1997年《泰坦尼克号》在我国创下的票房记录（3.6亿元）。北京科技资源和文化资源都非常丰富，未来要以资本做纽带，打造文化科技融合发展的新业态，使之成为新的服务业增长点。

（四）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

首都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要顺应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的趋势，坚持便利化、集约化、品牌化、规范化、连锁化的发展方向，大力推进传统生活性服务业的转型升级，积极拓展新型服务消费领域，不断提升民生服务水平。

一是着力开拓信息消费、旅游文化消费等新的消费热点。继住房和汽车之后，北京迫切需要寻求新的、持续稳定的消费热点。有关研究表明，信息消费、旅游文化消费和租房消费将成为北京新的消费热点。以信息消费为例，随着智能终端的普及和电子消费品市场的不断丰富，信息消费呈爆炸式增长态势，对GDP的拉动作用十分显著。据测算，信息消费每增加100亿元，将带动GDP增长338亿元。因此，北京应进一步完善信息产业发展环境，重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扶持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促进新型信息消费。同样，北京也应完善旅游文化产业的基础设施，着力打造特色旅游文化景区，开发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旅游文化产品，促进旅游文化消费。

二是推进生活性服务业的标准化和连锁化发展。“标准化”+“质量奖”是提升生活性服务业质量的有效办法。标准化是“起跑线”，质量奖是对优胜者的激励和对落后者的处罚，尤其是对企业而言，公平起跑线上获奖，意味着客户认同和竞争力增强。因此，北京应加紧完善和有效规范生活服务质量的标准体系，依托商会和行业协会设立服务质量奖和组织开展服务质量认证、树标杆等活动，推动生活性服务业的规范化、标准化发展。连锁经营在本质上也属于标准化发展的范畴，北京应支持企业尤其是社区服务企业做好连锁经营，对便民、利民、公益性强的连锁服务项目，财政可以予以适当补贴。

三是降低企业经营场所、投资人资格、业务范围等准入门槛，鼓励民间资本、外资等社会资本，以直接投资、委托经营、公私合营等多种方式，进入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北京可以借鉴其他城市的成功经验，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多种方式进入公共医疗服务领域。例如，上海市规定，凡符合区域卫生规划要求，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社会办医疗机构，享有与政府所办医疗机构同等对待的医保定点资格。这种做法，不仅为参保人员就近医疗提供了便利，而且促进了民营医院的健康发展。

（五）加快服务业新空间载体建设

目前，北京服务业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2012年，北京城六区限额以上服务业实现收入8.2万亿元，占全市的88.9%；从业人员454.1万人，占全市的88.3%。服务业在城六区高度集聚给城市运行带来巨大压力。未来北京服务业发展必须与优化城市布局结合起来，着力实现优化服务业发展与新空间载体建设相衔接，强化高端服务功能，培育新的服务业增长极。

一是要控制中心城区服务业的无序扩张。除危旧房改造回迁项目和文物修缮扩展项目外，北京中心城区内要禁止大型公建项目、商业项目和住房项目的开发建设，即使是在高端产业集聚区内，这类建设项目也应禁止，以防中心城区继续“摊大饼”和“摊厚饼”，从根本上遏制产业资源在中心城区的再集聚。

二是以通州城市“副中心”和重点新城建设为重点，吸引优质服务资源集聚。一方面，围绕新城居住建设，积极完善高品质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强新城对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进行差异化定位，积极承接中心城区的金融、科技服务、文化创意和商务服务等高端服务业的疏解和转移，逐步形成高端引领的新的服务业增长极。

（六）加快服务业跨区域合作和走出去发展

首都服务业发展要有开放的视野，通过跨区域的分工协同发展，实现服务业发展的质量提升及其影响力、辐射力的扩大。

从国内来看，首都服务业发展对全国要起到引领示范作用。首都服务业与全国市场是互促发展的，首都服务业在为全国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同时，也要依托全国市场实现自身高质量的发展。在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首都服务业必须加强与津冀的分工协作，实现共赢发展。一方面，北京应优化服务业，积极引导低端、低效、无关民生的服务业向北京周边区域转移，积极引导现代服务业向北京周边有资源优势的区域转移；另一方面，北京要“送一程”，搞服务业基础设施对口援建和利用北京服务平台带动周边区域服务业快速发展。北京旅游、文化、会议、会展、商贸等市场平台资源较丰富，市场、信息、客源、宣传推介体系也比较完善，依托北京服务平台的资源与周边区域合作，共同做大旅游、文化、会议、会展和商贸的市场，实现区域共赢发展。

从国际来看，提升首都服务业质量更重要的是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北京未来要加快高端服务资源集聚，构建服务业健康发展的环境，带动服务业发展质量的提升。当前，全球经济竞争的重点正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北京必须把发展服务贸易作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抓手，立足金融、科技、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在全国领先的高端服务业，鼓励高端服务企业通过海外兼并重组，设立研发中心、分销中心，服务品牌输出、海外上市，以及跟随制造业大项目等多种方式，实施“走出去”发展，培育在全球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提升首都服务业的国际控制力和国际影响力。